“水磨坊区全线失守，残余部队正在向红山方向撤退！”

“我们被包围了！请求增援！请求增援！”

总指挥官、西疆防区副司令已经两天两夜没合眼，眼睛里布满了血丝，手里的烟一根接一根，烟灰缸里的烟蒂堆成了小山。他死死盯着沙盘，声音沙哑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坚定，不断地下达着命令：

“让预备役一团立刻顶上去，把河滩快速路的口子给我堵死！”

“通知所有残余部队，立刻化整为零，依托居民区开展巷战，不惜一切代价拖住敌人的推进脚步！”

“给星门峡的东进集群发电，我不管他们用什么办法，三天之内，必须打进云城！”

整个指挥部里，所有人都在连轴转。参谋们拿着电报和态势图跑来跑去，情报组在破解敌人的通信频率，后勤组在统计仅剩的弹药、药品和粮食，通信组在拼命抢修被干扰的卫星链路。开战七十二小时，他们经历了灾难性的防线崩塌，北疆的重装合成旅被分割包围，火洲要塞、葡萄沟隘口等咽喉要地全线失守，云城空港被高超音速导弹饱和打击彻底摧毁，制空权、制电磁权几乎完全丢失，现在能做的，就是用血肉之躯，在废墟里拖住敌人，为后方的战略集结争取时间。

在这种生死存亡的关头，那份写着陈默异常情况的报告，被夹在几百份战损报告里，送到了阵亡人员统计组。负责登记的年轻参谋只是扫了一眼，就把它归进了“失踪人员”的档案夹里，连额外的备注都没加。旁边的老参谋瞥了一眼，叹了口气，拧开矿泉水喝了一口：“现在每天都有上千人阵亡，几百人失踪，被炮弹炸碎的，被埋在废墟里的，什么情况都有。先把仗打赢了再说吧，哪有功夫去查这些。”

甚至有人把这件事当成了战场应激的笑谈。换班的间隙，两个靠在墙角的参谋低声闲聊，一个笑着说：“你听说了吗？有个连队上报，说他们一个班队长中弹之后直接变成光散了，跟科幻电影似的。”另一个打了个哈欠，摇了摇头：“嗨，连续打三天三夜，谁脑子不糊涂？我昨天还看到有人上报说看见敌人的坦克飞起来了呢，都是吓出来的幻觉，正常。”

这份报告最终的归宿，是锁进了“云城战役阵亡失踪人员档案”的铁皮柜里，在漫天炮火里，连一丝涟漪都没能掀起来。

而在战场的另一端，诺森帝国军的前线指挥部，设在已经被完全占领的云城空港。

三天闪电般的推进，让他们拿到了战术上的巨大胜利，可随之而来的麻烦，也像潮水一样涌来。前线指挥官站在巨幅地图前，眉头紧锁，听着参谋的汇报，脸色越来越沉。

“将军，我们的后勤补给线频繁遭到华炎军残余部队的伏击，昨夜三个运输车队在奇台以西被袭击，损失近百吨弹药和油料，补给车队的护卫兵力已经不足。”

“南路推进受阻，华炎军依托居民区和地下人防工程和我们打巷战，装甲部队完全展不开，单日伤亡人数已经突破八百人。”

“情报显示，华炎内地的增援部队正在向星门峡方向集结，总兵力超过三个合成旅，我们的东路阻击部队压力极大，请求增援。”

“电子压制效果正在减弱，华炎军的卫星通信链路正在逐步恢复，我们的制空权已经不是绝对的了。”

整个指挥部里，所有人都在忙着制定清剿计划、调整防御部署、协调后勤补给、应对防守方的游击袭扰。他们虽然打到了云城，却也成了强弩之末，战线拉得太长，后勤补给线脆弱得像一张纸，一旦防守方的增援部队突破防线，他们就会陷入腹背受敌的绝境。

没人会在意一个新兵蛋子的“离奇遭遇”。

开枪击中陈默的那个帝国军步兵叫伊万，十九岁，刚入伍半年。他亲眼看着自己的□□命中了那个华炎士兵，然后那个人就像从来没存在过一样，凭空消失在了雨里。他吓得魂飞魄散，战斗结束后，哆哆嗦嗦地找到自己的排长，把这件事说了出来。

回应他的，是狠狠的一巴掌。

排长一巴掌把他扇得摔在地上，唾沫星子喷了他一脸，用俄语恶狠狠地骂道：“你这个胆小的蠢货！你是被华炎人吓破了胆子，编出这种鬼话来扰乱军心吗？我们三天打穿了上千公里的防线，正在征服这座城市，你却跟我说你打中的人变成烟消失了？再敢说这种屁话，我就以扰乱军心的罪名，当场毙了你！”

伊万捂着火辣辣的脸，不敢再说话。身边的战友都哄笑起来，说他是个没见过血的懦夫，被战场吓傻了才会编出这种谎话。这件事，就这么被彻底压了下去，连上报的资格都没有。

战争的齿轮还在缓缓转动，碾碎了无数年轻的生命。

进攻方在巩固占领区，清剿残余的守军，构建防御工事，防备着绝地反击；防守方在废墟里死战，用血肉拖延着敌军的脚步，等待着星门峡以东的增援，酝酿着翻盘的希望。数十万大军在西陆广袤的戈壁上，展开着一场关乎国运的惨烈博弈。

没人会记得，在4月17日那个下雨的黄昏，云城的废墟里，有一个30岁的班队长，在中弹的瞬间化作了淡蓝色的尘烟。

更没人知道，在陇西定安县那个偏远的小村子里，陈默的父母正忙着给他收拾回家的房间。新弹的棉被叠得方方正正放在炕上，桌上摆着给相亲姑娘准备的见面礼，老两口坐在昏黄的灯下，掰着指头算着，儿子还有三天就能到家。

他们脸上的笑意，藏不住的期待，像暖融融的阳光。

他们还不知道，自己等了十二年的归期，永远都不会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