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梯在十八层停下，门缓缓滑开，露出顶层办公室冷峻的灰色大理石地面。浮萍踩着七厘米的黑色羊皮高跟鞋率先走出去，背影挺拔如松，她没回头，只撂下一句：“红儿在二号会议室，哭过两轮了。”

虎儿脚步一顿，浮萍的背影消失在走廊转角，没给他任何解释的机会。他忽然想起他们仨还光着脚在小汉江里摸螺蛳的年纪，浮萍就是这样——生气了不吵不闹，转身就走，留着你在原地心慌意乱。那时候他以为这是她天生的傲气，后来读多了心理学才明白，这是缺爱的孩子保护自己的方式。

会议室的门虚掩着，虎儿推门进去，红儿正趴在桌上，脸埋在臂弯里，肩膀微微抽动。桌上铺满了设计稿，水彩、马克笔、电子绘图板，乱成一团。听见动静，她猛地抬头，眼眶红红，鼻尖也红，像只委屈的兔子。看见是虎儿，她又飞快低下头，手忙脚乱地去擦眼泪。

“别擦了，”虎儿在她身边坐下，伸手想揉她头发，手悬在半空又缩了回来，“浮萍欺负你了？”

“不是！”红儿声音带着鼻音，急急辩解，“是我不好，设计稿……张老师说得对，太平淡了。浮萍姐只是让我改，改到好为止。”

她叫浮萍“浮萍姐”，叫张妮“张老师”，称呼里全是自然而然的谦卑。虎儿心里一阵钝痛。他们三个明明同岁，都是三虎村喝同一条汉江水长大的孩子，可红儿总觉得自己低人一等。这种自卑像胎记，洗不掉，遮不住。

“给我看看。”虎儿伸手去拿图纸。

红儿却按住他的手，指尖冰凉：“别看了，丑。”

虎儿没有坚持，转而握住她的手。这双手他太熟悉了，手背上有星星点点的色斑，是小时候帮家里晒山货留下的晒痕；指腹有薄茧，是常年握笔、裁布磨出来的；指甲修剪得整整齐齐，没涂甲油，透着健康的粉色。浮萍的手则完全不同，白皙修长，指甲永远是优雅的法式，右手无名指戴着一枚简约的卡地亚三环戒——那是她给自己买的三十岁礼物，她说这叫“自我圆满。”

“虎儿哥，”红儿低着头，声音轻得像是要融进空气里，“张老师……是不是还喜欢你？”

虎儿心头一跳，下意识要否认，红儿却摇摇头：“你别骗我。女人看得出来，她看你的眼神，像在看一件她弄丢的宝贝。”她抬起脸，泪痕未干，却挤出一个笑，“其实我也懂，要是我有她那么有本事，也会不甘心。”

“胡说八道。”虎儿皱眉，“你是我老婆。”

这三个字说出来，连他自己都觉得虚浮。他们结婚七年了，当年订婚，戒指换了三款，婚期定了五次，每次都因为“公司上市关键期”“董事会换届”“行业政策变动”而推迟。红儿从不抱怨，只是每次取消婚期后，她会更沉默地钻进设计室，画稿堆成山，却从不拿出示人。

“虎儿哥，”红儿抽回手，攥紧了衣角，“我没念过大学，不像你和浮萍姐。我知道我笨，跟不上你们的步子。可我喜欢设计，喜欢阿丽，喜欢……”

她没说完，但虎儿知道她要说什么。她喜欢的是那份归属感，让她觉得离他近一点，再近一点。

会议室的门再次被推开，浮萍去而复返，手里拿着三杯咖啡。她把其中一杯推到红儿面前，是红儿最爱的焦糖玛奇朵，加糖加奶，甜得发腻。另一杯美式放在虎儿手边，苦得纯粹。她自己那杯是拿铁，不加糖，温度刚好。

“喝点甜的，脑子转得快。”浮萍对红儿说，语气里听不出刚才的凌厉。

红儿乖顺地捧起杯子，小口小口地喝，像个小学生。虎儿看着这一幕，心里涌起诡异的荒诞感。他们三个，三十岁，来自同一个村子，站在这个城市最高的地方，却像回到了小时候——浮萍永远是那个成绩最好的班长，虎儿是调皮但聪明的劳动委员，红儿是坐在角落、爱画画的文艺委员。

“张妮的条件我听到了，”浮萍拉过一把椅子坐下，双腿交叠，是标准的职场姿态，“她要给红儿一个机会，也是给你一个机会。”她看向虎儿，目光锐利，“你选吧，是让红儿交出能打动张妮的作品，还是放弃这次合作，让张妮把资源给对手公司。”

“对手公司是哪家？”虎儿问。

“锦绣集团。”浮萍吐出四个字，“他们也在争取上市，如果拿到张妮的IP，估值至少涨三十亿。而阿丽制衣，会失去今年最大的增长点。”

虎儿沉默了。锦绣集团是宏远的老对头，两家从建材市场打到资本市场，明争暗斗了十年。如果让锦绣拿到张妮的授权，阿丽制衣的上市计划会大受影响，连带着宏远的股价都会波动。他个人身家蒸发几亿是小事，可背后几万员工的饭碗，他赌不起。

“我画不出来。”红儿忽然开口，声音里带着哭腔，“张老师要的是惊艳，是突破。可我不懂什么艺术理论，什么解构主义。我只会画我们村子的山，村子的水，村子的人。浮萍姐，我是不是很没用？”

她看向浮萍，眼神里有种可怜的、小动物般的祈求。浮萍的心忽然软了一下。她想起十二岁那年，红儿的爹在山里伐木被倒下的树压断了腿，红儿跪在村长家门口借钱，额头磕出血。她和虎儿偷了家里的积蓄——她爹藏在地窖里的学费，虎儿娘攒的嫁妆钱，一共三百块，塞在红儿手里。红儿当时也是这样的眼神，说：“浮萍，虎儿哥，我以后当牛做马报答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