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的暑气，是粘在皮肤上的。火车上人影攒动，风从车窗钻进来，带动整个车厢的空气流动，列车员推着车艰难地在过道挪步，火车呼啸着在地平线上飞驰，铁轨上热浪翻滚。站牌上的白色宋体字写着“A城站”。

脚踩过巷子里一块块青石板，通向四合院的那段距离，儿时感觉很长，现在走过去不过几步距离。河沟上的小桥横卧在水面，连着我来时的路。我推开那扇熟悉的龙门，径直走进中间的小院。没走几步，就听见身后有人叫我的名字。

回头一看，是隔壁院子的婆婆。端着水盆正要往下水道里泼。那个婆婆是“尖尖脚”，也就是我们熟知的小脚，走起路来不稳，晃晃悠悠的。头上的银簪在太阳照射下闪着白光，一头白发在脑后挽成髻。小时候外婆不在家，我一个人害怕，常去她家睡觉。我应了一声，她笑眯眯地说：“回来考试的吧？好好考，考上了给你放鞭炮！”我笑了笑，继续往前走。

院子中间那棵脐柑树，枝头挂满了乒乓球大的青色果实，有的藏在树叶的缝隙间，有的暴露在阳光下。小时候只能等外婆帮忙摘树上的果子，如今站在树下，我只需要抬手便能轻松摘下一颗。

院里的那口井在闷热的空气中散发着凉意，胭脂花在烈日的炙烤下，花瓣恹恹地垂下头，失了神采。

我提着行李走进屋里，白家婆婆正在摘菜，见我过来，还未开口，那双眼睛虚成一条缝，已经在我身上扫视了八百回。出于对长辈的礼貌，我强压住心中对她的不满，开口叫了声婆婆。

白家婆婆有严重的白内障，视力极差，在服装厂工作时她恨不能把眼睛贴在布料上。

听到是我的声音，她才来了句：“哟，是大学生回来了。带这么多东西，不晓得你这次考不考得上哦……”那话像是从鼻腔中挤出来的，透着股尖酸气。

若是几年前，我肯定会低着头溜进屋，生怕惹她不高兴。可如今，我只觉得她的话像扔进井里的一颗石头，听着响，溅起的水花却沾不到身上。我没有接茬，冲她点了点头，拎着东西走进了那间原本属于我的房间。

这半边原本属于外婆的院子，已经没有半点她生活过的痕迹，墙上挂的屋内摆的几乎全是白家人的东西，除了那张四方桌和房间里的四架雕花木床。

房间打扫过很干净，床上铺着凉席，旁边的旧书桌上放着把蒲扇，中间摆着插电款的旧台灯。离开近两年，屋里的摆设依旧没变，那股熟悉感又涌上心头。

傍晚时分，院子里热闹起来，家家户户的厨房飘出菜香，喊孩子回家吃饭的声音此起彼伏。院子里静下来时，蝉在树上叫得凶，一声接一声，像是要把夏天喊破。洗完澡，搬一把椅子往院里一坐，从河沟吹来的穿堂风，能带走一整天的闷热。

邻居家的哥哥下班回来，端过来一盘西瓜；隔壁院子里的弟弟搬来一把椅子和我坐在一起闲聊。忽然听见有人叫我的名字，抬头望去——是燕儿。

她穿着一件淡蓝色的碎花裙子，扎着马尾，站在龙门下头，一只手扶着门框，另一只手朝我挥着。我愣了一瞬，然后起身跑了过去。

燕儿拉着我的手语气有些嗔怪：“真是你！怎么回来了也不来找我玩……”

“我——下午才到这里呢。”我小声嘟囔着。

故友重逢的喜悦驱散了一路奔波的疲倦。我们说了好些小时候的事。说着说着，又说到眼下的日子。燕儿说她现在在班上成绩中等，考中专希望大些，毕业了就能进工厂，早点儿挣钱。我说我考大学，也不知道考得上考不上。

后来我们又去河沟边走了走。水浅了，窄了。燕儿指着那块大石头说：“你还记不记得？有一回你在这儿摔了一跤，膝盖磕破了，哭了好久。”

“记得。后来你给我找了片草药贴上，还哄我说不疼了。”

“我那会儿可会哄人了。”燕儿笑起来，眼睛亮亮的。

我们走到巷口那家杂货店，刚巧看到有卖冰棍的。卖冰棍的是一个六十多岁的爷爷，常年推着自行车走街串巷叫卖，冬天卖麻糖，夏天就卖冰棍。自行车后座上放着一个木箱，箱子里整齐地码放着各种颜色的冰棍。四分钱一根，钱不够的时候还能用粮票换，一两的粮票可以抵三分钱，自己再添一分就行。我和燕儿一人买了根冰棍，坐在石墩上吃。冰棍是糖精做的，用食用色素染成各种颜色，吸一口，甜味渗进嘴里，凉到心里，舌头上留下黄色或红色的印记。

吃完冰棍，差不多该回家了。她走的时候，我站在院门口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巷口。晚风吹过来，带着灶火的味道。

高考那天，天没亮我就醒了。白家婆婆已经起床在厨房忙活，我洗漱完，桌上已经摆上早餐。

白小军和我同龄，今年也要参加高考，只是我们不在一个考场。正吃着饭，白家婆婆反复念叨白小军要把考试的东西带齐。

吃完饭，临出门时我打开书包前一样一样检查，以防有遗漏。

考场在城东的一所中学，从小东巷走过去要三十多分钟。到的时候，校门口已经聚了不少人。有捧着书念念有词的，有蹲在墙根底下发呆的，还有脸色发白的。一个男生蹲在树下干呕，旁边的人给他拍背。我找了个阴凉地方站着，手心黏糊糊的。

铃声响了。人群慢慢往里走。

考场在一栋老教学楼里，墙皮一块一块地往下掉，露出底下灰黑的砖。走廊里光线昏暗，脚步声在空荡荡的楼道里回响。我的座位在倒数第二排，靠窗。窗外有几棵梧桐树，叶子蔫蔫地耷拉着，一动不动。桌上贴着一张纸条，写着我的名字和考号。我坐下来，把笔摆好。

监考老师是一个戴眼镜的中年妇女，表情严肃。她清了清嗓子，开始念考场纪律，声音尖尖的，像粉笔在黑板上划过。

语文试卷的难度适中，作文写完我还有些意犹未尽。

最后一场考试，铃声响起，交卷的时候，手指头都是湿的。

走出考场，太阳正毒，晒得地面发白。豆大的汗珠从我的额头滑进衣领，我沿着墙根慢慢走，脑子里空空的。蝉叫得让人心烦。

两天考完，回到小东巷，白家婆婆难得没有说什么，只瞥了我一眼，端着菜盆进了厨房。白小军比我先回家，坐在屋子里，不说话，脸色不大好看，似乎是没考好。

我迈开腿走回自己的房间，正愣神，就听见隔壁邻居在院里喊我名字：“妞妞！妞妞！快出来！”

回过神来，转头就看到从龙门进来个穿着白色短袖的高个子青年。望着那张和我有七八分相似的脸，我心里一紧，妈妈的警告在脑海响起。

邻居大爷看我迟迟不出来，继续在院子里喊：“你哥来看你来了，赶紧出来——”声音拖得很长，仿佛是怕我听不见。

白家婆婆听到动静，在厨房伸着头往外看。

我拖着沉重的腿走到屋外，哥哥的手垂在两侧，右手上提着个深蓝色布袋，装得鼓鼓囊囊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