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是他们结婚不到三年，骤然双双失业，不免产生矛盾。

徐永兴是最先讲和的，他认为他们应该夫妻一心，想办法解决困难，不该互相埋怨，他提议去摆摊。

周岚一开始不情愿，觉得在大街上吆喝很丢人，以前是多么体面的工人，现在要出去摆摊过活。

徐永兴却说，别人的眼光算什么，养活家庭才是正道。要是以后环境好转，确实不想摆摊，再考虑别的出路。

周岚犹豫了几日，最终同意了。

徐永兴掌勺，周岚负责洗菜切菜备菜，夫妻俩分工合作。即使起早贪黑很辛苦，但看到自家的产品受欢迎，周岚认为一切都是值得的。

周岚慢慢明白，夫妻同心，才能把日子过好。

眼见摆摊渐有起色，当徐永兴提出要学习新菜式时，周岚毫不犹豫地支持丈夫的想法。

这一年多来，夫妻俩不论风吹雨打、日晒雨淋，每天坚持出摊。遇上寒暑假，客流量减少，他们又从出早摊改成做夜宵。

不过，入室经营不是易事，需要更多启动资金，徐永兴和周岚的父母无法为他们提供帮助，他们俩必须努力攒钱。

正因如此，夫妻俩暂时没有要小孩。

摆摊四年后，徐永兴和周岚从骑三轮车卖炒饭，改成入室经营，他们在摆摊地点附近租了个铺位，方便老顾客光顾。

开早餐店一年多后，生意逐渐稳定，徐永兴和周岚把生小孩一事提上日程。

周岚怀孕期间，坚持帮徐永兴分担工作，徐永兴怕她太劳累，从乡下接了他妈妈来城里帮忙，也方便帮他们带小孩。

徐祎是在大年初一上午11时21分出生的，很喜庆的日子。

他的小名叫“一一”。

至于大名……

徐永兴觉得“一”字太简单，虽然有“第一”的意思，但万一以后孩子上学不是次次拿第一，容易给他带来压力，或者被有心之人取笑。

出于此，徐永兴想找个“一”的同音字。他认真查字典，选出“祎”字，寓意美好、珍贵、从容自得。

徐祎出生后，家里更忙了，三位大人不仅要忙生意，还要照顾徐祎。

徐祎小时候很调皮，经常在早餐店里上蹿下跳，徐永兴说他是锅碗瓢盆的“叮叮咚咚”声听得多了，没个消停。

等徐祎走路稳当，能听懂大人的指令后，徐永兴给他找事做。

有客人光顾时，徐祎指引他们到空位上坐，问他们要吃什么，跑到厨房告诉徐永兴。有客人要外带，徐祎把打包好的早餐装进塑料袋里，递给客人。

人人都夸徐祎机灵可爱，说他记性这么好，记得住每桌客人要吃什么，还记得哪桌吃完了有没有收钱。

附近小学的体育老师经常过来吃早餐，他见徐祎活泼好动，提议徐永兴和周岚送徐祎练体育，消耗他的体力，同时锻炼身体。

徐祎渐渐长大，周岚正愁管不住他。

早餐店越来越红火，三个大人都有各自的分工，徐祎看似能帮忙招呼客人，可周岚认为不安全，怕他一不小心磕着摔着，或者进厨房被开水热汤烫着。

徐永兴问徐祎，愿不愿意跟体育老师去更好玩的地方，那里有新鲜玩意。徐祎没多想，跟着体育老师去了少体校。

徐祎在4岁多时接触蹦床，少体校教练夸他协调性强、空间感好。在征得徐永兴和周岚同意后，教练很快安排徐祎进行正式训练。

在少体校打了两年基础后，徐祎凭借良好的表现，被输送到市体校。

徐祎最初不情愿，因为离家远了，吃住都在市体校。他早上上文化课，下午训练，晚上写作业，周末要加练，根本没时间回家。

那时候徐祎已经上小学了，他跟徐永兴讨价还价，想要一个两全其美的解决方法。他不想训练，因为离家远；他也不想读书，一节课要坐40分钟。

徐永兴理解儿子的不安，可摆在徐祎面前的就两条路——要么在市体校好好训练，要么回学校好好读书。

徐祎又哭又闹，说徐永兴和周岚不要他了，把他送去市体校。

其实不然。

经历了下岗浪潮和摆摊生活，周岚意识到一定要趁年轻多挣钱。尽管开了早餐店，家里环境略有好转，但她和徐永兴依然买不起新房。

他们居住的是以前工厂分配的两居室。当时政策规定，厂内男女职工结婚，且其中一方已在工厂工作五年以上，可以购买单位的福利分房，一般为两室一厅。

徐永兴和周岚在结婚时，除了办酒席，还将大部分积蓄用于购买福利房、置办家具，以致两年后突然下岗，他们一时半会找不到合适的工作，由此产生纷争。

直到后来摆摊卖炒饭，后面又开了早餐店。

由于徐永兴接了母亲来帮忙，把其中一间卧室给她使用，徐祎只能一直跟爸爸妈妈睡同一张床，他对父母产生了很大的依赖。

加上平时徐永兴和周岚忙着做生意，很少有时间陪伴徐祎，徐祎更不舍得离开他们。

徐祎是被教练选中的，去市体校训练不收学费，不过要交伙食费和住宿费，将来比赛取得成绩，就能获得相应补助。

周岚骂他：“男孩子，哭什么哭？难道你想一辈子在早餐店给人端盘子吗？”

徐祎哭得更大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