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没动。我看着杯子里的柠檬片，它像一具浮尸一样在杜松子酒里打转。“可能是楼下的猫。或者那个总是醉醺醺的邮差摔倒了。”

“去看看。”她坚持道。

我站起来，膝盖发出一声脆响。我走到窗边，那是三楼。窗帘有一半脱落了挂钩，耷拉着像一只受伤的翅膀。我把那一角掀开，往外看。路灯是那种病态的黄色，照亮了下面狭窄的街道。

那不是猫。

“是什么？”劳拉在背后问。她甚至没有站起来。

“是那个穿风衣的人，”我说，“住五楼的那个。或者是四楼。总是低着头走路那个。”

“他怎么了？”

“他躺在那儿，”我说，声音出奇地平稳，仿佛我在描述一袋垃圾的位置，“腿折得像个‘Z’字。我想他是跳下来了。或者是失足。反正他不动了。”

劳拉终于放下了手里的刀。她走过来，赤着脚踩在地板上。她挤到我身边，身上有一股苹果和廉价香水的味道。她把脸贴在玻璃上，呼出的气在那层脏兮兮的玻璃上形成了一团白雾。

“天啊，”她轻声说，语调里竟然有一丝不易察觉的兴奋，“真的是他。你看他的鞋，那双棕色的皮鞋，掉了一只在那个井盖旁边。真滑稽。”

“这不滑稽，”我说，但我没有移开视线，“这很糟糕。”

“死透了吗？”她问。

“大概吧。那种姿势很少有人能活下来。除非他是橡胶做的。”

我们并肩站着，看着下面那个扭曲的人形。路灯把他的影子拉得很长，像个怪物。没有什么血，至少从这个角度看不到。他就像是一个被人随意丢弃的坏掉的人偶，静静地躺在这个周二或者是周三的夜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