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时候我们正在喝杜松子酒。

那天是周二，或者周三，这不重要。重要的是酒瓶快空了，而电视里的声音开得很大。

那是一台我们需要用力拍打侧面才能让画面停止抖动的旧电视机。屏幕上，一个穿着亮片西装的主持人正因为一个糟糕的笑话而笑得前仰后合，露出一口白得不自然的牙齿。

劳拉坐在沙发的那一头，脚趾甲上涂着那种鲜艳得令人不安的红色指甲油。她正在用一把不再锋利的小刀削苹果。皮断了，她叹了口气，像是刚刚失去了一个亲密的朋友。

“不管是哪里，”她说，眼神没有离开苹果，“只要不是这里就行。哪怕是去那种除了沙子就是仙人掌的地方。”

她在说旅行的事。这是我们最近唯一的谈资。我们假装在计划一次永远不会发生的旅行，以此来掩盖我们甚至付不起下个月有线电视费的事实。

“亚利桑那，”我说，晃了晃杯子里最后一块融化的冰，“或者是新墨西哥。那是以前核试验的地方。我们可以去看大坑。”

“我不想看大坑，”劳拉说，终于切下了一块苹果，但没有吃，只是放在茶几上那张满是油渍的披萨传单上，“我想看水。很多水。淹没脚踝的那种。”

我看着她。她穿着那件领口有些松垮的灰色卫衣，那是我的衣服。她把头发随便扎在脑后，几缕油腻的发丝垂在耳边。我记得三年前我曾觉得这很性感，那种颓废的、漫不经心的美。现在，我只觉得那是一种放弃。我们都在放弃。

“那就去海边，”我说，“虽然海边只有死鱼和防晒霜的味道。”

就在这时，声音传来了。

那不是一声尖叫，也不是那种电影里夸张的撞击声。那是一种沉闷的、湿润的声响，就像是一大袋浸透了水的旧报纸被狠狠地摔在水泥地上。噗。紧接着是一阵令人耳鸣的寂静。

劳拉手里的刀停住了。“那是什么？”

“不知道，”我说。但我其实知道。那种声音里有一种终结的意味，不像是汽车爆胎，也不像是谁家打翻了花盆。

“你去看看，”她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