夜色里的棚户区比白天更显沉默。陈默将车停在巷口，步行走向周正荣家。几扇窗户透出荧荧的电视蓝光，映着晾衣绳上影影绰绰的旧衣衫。没有喧嚣，只有某种被压低到极限的、小心翼翼的寂静。

周家的门缝下没有灯光透出。陈默敲门，无人应答。他等了片刻，转向邻居家——白天那个在门口剥豆子的老太。老人听力不好，问了三四遍，才含糊地说：“下午……有辆面包车来，接走了老周和他媳妇。说浩子病了，接他们去看看。”

“什么车？什么人？”

老人摇头，眼神浑浊：“不认得。车是白的，没啥标记。人戴着口罩帽子，说话客气，给了老周一袋东西，像是……营养品。”

陈默返回周家门前，门竟未锁。他推门进去，打开手电。屋子比白天来时更加空旷整洁，几乎到了异常的程度。所有个人物品——衣物、洗漱用品、甚至墙上的奖状——都不见了。只有家具还在，每一件都被擦得发亮，地面拖过，连窗台上的小铁盒也消失了。

但手电光扫过床底时，照到一件东西。陈默弯腰捡起，是一支很短的蓝色粉笔头，和李国明指甲缝里一样的颜色，滚落在灰尘中。它太小，太不起眼，收拾的人没有发现。

粉笔头微微潮湿，沾着一点木屑。

陈默将它放入证物袋。他环顾这个被彻底“清理”过的空间，这里不再是一个家，而成了一个被匆忙抹去所有生活痕迹的空壳。周正荣一家不是简单地“去看孩子”，更像是被接走，被安置，被隐藏。

他想起李国明血液里女儿的急救药，想起笔记本上“薇薇指标好转”的记录。某种冰冷的等式，正在黑暗中无声地完成。

回到局里，技术科传来关于那个旧手机的数据恢复结果。手机里除了几张李雨薇的照片和几条学校通知外，在一个隐藏文件夹里，发现了几段录音文件，日期集中在死亡前一个月。

陈默戴上耳机。

第一段录音，背景有轻微的风声和远处孩童的嬉闹声，似乎是公园。

李国明的声音，疲惫但清晰：“……最后一次了。合同上写的是六次。我完成了。”

另一个声音，温和，略带南方口音，吐字清晰，应该就是笔记本里提到的“K”：“李老师，效果您也看到了。令爱的指标最近很稳定。这说明方案是有效的。我们只是希望效果能更持久一些，这也是为了孩子。”

“我身体受不了了。头晕，眼前发黑……上次之后，低烧了三天。”

“那是正常免疫应答。我们在协议外，可以再提供一笔营养补偿……”

“不是钱的事！”李国明的声音陡然提高，又立刻压下去，带着压抑的颤抖，“我会想办法筹薇薇下一阶段的药费。但这个……停了。”

K的声音依然平和，甚至带着一丝遗憾：“李老师，您也知道，匹配度这么高的供体非常难得。您女儿是幸运的，有您。其他孩子呢？那些在等着的孩子呢？我们是在做善事。”

沉默。只有风声。

“下周同一时间，老地方。我们再详谈，好吗？为了孩子，再考虑考虑。”K的声音渐远，录音结束。

第二段录音，是一周后，背景安静许多，可能是车内或某个密闭空间。

李国明的声音更加沙哑：“王海涛找过我了。他儿子……出现了和我类似的反应。你们没告诉他会有这种风险。”

K：“个体差异总是存在的。王先生很感激我们为他儿子提供的‘特殊辅导’，那孩子之前的情况您也清楚，攻击性多强。现在安静多了，不是吗？我们提供了解决方案，也得到了家长的认可和……支持。”

“那是药物压制！不是治疗！”

“李老师，冷静。您是个明白人。这条路，走上来了，就不是一个人能决定停下的。牵扯的人太多，期望也太多。下周，带好您的东西。这是为了所有人的‘体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