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家‘临州科信’是什么来路？”陈默问。

“壳公司。”张队长吐出一口不存在的烟圈，“注册地在临州一个创业园区，法人代表是个七十岁老头，根本不清楚状况。实际控制人还在查。业务范围写的是‘技术咨询、信息服务’，但税务记录简单得可疑，几乎没有实质经营。它像个资金通道，钱进去，转几道，出来。”

“给李国明转钱，也给王海涛转钱。”陈默合上文件夹，“一个小学老师，一个包工头，通过同一家空壳公司产生资金往来。有趣。”

X光片出来了。陈默将它插在读片灯上。枕骨局部的影像显示，那个微小隆起处的骨密度确实有异常增高，形态不规则，像是某种慢性刺激或微量出血后钙化沉积的结果。不是近期外伤，更像是……长期、反复的、轻微的刺激。

什么样的刺激会让一个人后脑勺那个位置，出现如此局限的骨增生？

陈默的脑海里闪过李国明的尸表照片：那个规整的、毫无反抗痕迹的姿势。如果是被从正面一刀刺入，他倒下时，后脑勺着地，有可能造成损伤。但位置不对，损伤形态也不对。

除非，他经常以那个特定的位置，抵住什么东西。

“张队，”陈默转过身，“李国明平时除了上课，还有什么固定活动？比如运动习惯？常去的场所？”

“正在摸排。同事说他没什么爱好，放学就回家。偶尔周末带女儿去图书馆或者公园。对了，”张队长想起什么，“有个老师说，最近半年，李国明有时下午会请假一两个小时，说是‘带父亲去医院复查’。但我们查了，他父亲三年前就去世了。”

谎言。一个谨慎、规律的老师，为什么会为区区一两小时的请假撒谎？

陈默回到解剖台旁。尸检的主要部分已经完成，但他觉得还有东西被遗漏了。他的目光落在李国明的手上，那双手指甲修剪整齐，指缝里的蓝色粉笔灰和木屑已经被提取。他再次抬起李国明的右手，仔细观察那个因用力握笔而形成薄茧的位置。

然后，他做了个看似无关的动作——将李国明的手指弯曲，模拟握笔姿势，但将“笔尖”的方向，对准了李国明自己的左胸，心脏的位置。

动作很轻，只是一个比划。

但那一瞬间，陈默的眼角微微抽动了一下。

“小王，”他说，声音比平时低半度，“测量一下死者右臂的长度，从肩峰到尺骨茎突。精确到毫米。”

他又拿起那把作为凶器的厨房刀，测量刀柄的长度、格纹的间距、刀刃的宽度。数据被迅速记录下来。

“另外，”陈默补充，“申请调取李国明最近一年所有的门诊病历、药房购药记录，哪怕是非处方药。还有，联系教育局，我要他过去三年所带班级的完整学生名单、家庭情况，特别是那些中途转学、休学，或者家里发生过重大变故的学生。”

张队长看着他：“你想到什么了？”

“还没想到，”陈默摘下手套，扔进医疗废物桶，“只是在确认一个假设。”

他走到洗手池边，再次用刷子清洁双手。水流声哗哗作响。解剖台上的躯体已经被缝合，伤口像一条拉链，暂时合拢了所有秘密。但陈默知道，有些东西是缝不住的。

心肌里的钙化点，肝脏的异常，胃黏膜的旧溃疡，枕骨的微小增生，来路不明的汇款，还有王海涛父子……这些点依然散落着。

但陈默已经开始感觉到，它们之间，似乎有某种极其纤细、却又异常坚韧的线，正在慢慢浮现。那不是激情或仇恨的线，而是更冰冷、更计算的东西。

像一道数学题，条件给得七零八落，但最终要求解的，是一个关于代价和交换的答案。

而李国明，这个沉默的小学老师，似乎是这道题里，一个被精心抹去的中间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