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晴推开工棚门时，带进一阵湿冷的雨气。她头发微湿，手里拎着个保温桶。
“我妈炖的汤。”她把保温桶放桌上，看了眼陆沉的脸色，“李总来过了？”
陆沉点头，把李总的话复述了一遍。雨点敲打着工棚的铁皮顶，声音闷闷的。
向晴听完，没说话。她打开保温桶，倒了两碗汤，推给陆沉一碗。
“先喝。”
热汤下肚，稍微驱散了寒意。陆沉握着碗，等向晴开口。
“控股，不行。”向晴说得很干脆，“我们做这个项目，不是为了给别人打工。”
“可李总说得对，没有企业背书...”
“那就找别的背书。”向晴放下碗，“社区算不算背书？居民算不算？我们有一百多个志愿者，三百多个联名支持者。”
“他们不能解决用地性质问题。”
“但能造势。”向晴眼睛亮起来，“如果区里知道这个项目有多少人支持，处理起来会不会更谨慎？那个竞争对手敢不敢冒着得罪这么多居民的风险？”
陆沉愣了愣：“你是说...”
“把事情闹大。”向晴说，“光明正大地闹大。开说明会，请媒体，公布我们的困境，请大家支持。”
“这是冒险。”
“接受控股也是冒险。”向晴看着他，“陆沉，我们一开始做这件事，就是冒险。现在不过是换个方式赌。”
她站起来，走到工棚门口，望着雨中的工地：“如果输了，至少我们试过用自己的方式。如果赢了...”
“如果赢了，我们就能保住主导权。”
“还有尊严。”向晴回头，笑了笑，“跪着挣钱，我宁可站着饿肚子。”
陆沉看着她的背影。雨水顺着她的发梢滴落，工地上泥泞一片，但她站得很直。
“好。”他说，“那就赌。”
第二天，两人分头行动。陆沉继续跑审批，咨询律师，准备法律材料。向晴联系志愿者和居民代表，开始筹备社区说明会。
消息很快传开。居民群里炸了锅。
“有人要搞垮我们的花园？”
“那块地要是被收走，肯定又是盖楼！”
“不行，得支持小陆和小向。”
志愿者团队迅速响应。退休的周老师主动请缨写倡议书，几个年轻志愿者设计宣传海报，陈太太带着园艺班的老人挨家挨户发传单。
说明会定在周末，借社区活动室。当天来了将近两百人，把活动室挤得满满当当。
向晴站在前面，没有PPT，没有演讲稿。她拿着话筒，讲得很简单：我们遇到了什么问题，对方是谁，我们打算怎么应对。
“我们需要大家的支持。”她说，“不是钱，是声音。如果你们觉得这个花园对社区有意义，请告诉更多人。”
一位大爷站起来：“小向，你就说，需要我们做什么？”
“第一，联名信。第二，如果可能，向街道、区里反映情况。第三...”向晴顿了顿，“如果将来需要，请为我们作证，这个项目有多少人需要。”
“作证！我们作证！”
“我孙子周末就爱往工地跑，说要看花！”
“我家老太太以前不出门，现在天天问花园什么时候好...”
声音此起彼伏。陆沉站在后排，看着这一幕，喉头发紧。
散会后，周老师拉住他：“小陆，别怕。咱们这么多人，他不敢乱来。”
“谢谢周老师。”
“谢什么。”周老师拍拍他，“你们是为我们做事，我们当然要护着你们。”
收集到的联名信有四百多份。向晴整理好，复印了三份，一份送街道，一份送区规划局，一份自己留着。
送材料那天，规划局的工作人员态度明显缓和了：“这么多居民支持...我们会慎重考虑。”
“大概需要多久？”
“不好说。但你们这个情况...我们会加快研究。”
出了规划局，向晴长出一口气。阳光刺破云层，照在脸上，有点烫。
“有希望？”陆沉问。
“不知道。”向晴说，“但至少，我们不是一个人在战斗了。”
林薇的采访文章发表了。篇幅不长，但位置很显眼。
文章见刊那天，科室群里有人转发链接。开始只有几个人点赞，后来渐渐多了。
王主任私信她：“文章写得不错。”
林薇盯着这条消息看了很久，回了个“谢谢”。
下午，医务科通知她去一趟。还是那间办公室，还是那个科长，但语气不一样了。
“林医生，你的情况我们研究过了。”科长推过来一份文件，“调查结果，没有发现违规行为。下周可以恢复工作。”
林薇拿起文件，手有点抖：“那舒缓疗护...”
“科室内部事务，你们自己安排。”科长顿了顿，“但注意方式方法，不要引起投诉。”
“我明白。”
走出行政楼，林薇给顾医生打电话。电话接通，她一时说不出话。
“解决了？”顾医生的声音带着笑意。
“嗯。谢谢您。”
“谢我什么？是你自己争取的。”顾医生说，“文章我看了，很好。继续写，继续做。”
回到急诊科，同事们看她的眼神有些复杂。有人过来拍拍她的肩，有人点点头，有人装作没看见。
护士长拉她到一边：“回来就好。那几个病人...家属还问起你。”
“哪个病人？”
“你之前管的舒缓病人。有个老太太，肝癌晚期，昨天入院，疼得厉害。家属指名要你。”
林薇换了白大褂，去看病人。老太太瘦得只剩一把骨头，但眼睛很亮。
“您是林医生？”老太太的女儿问。
“是。”
“我妈看了您的文章。”女儿眼眶红了，“她说，想让您帮她...少受点罪。”
林薇坐下来，握住老太太的手：“您想怎么治？”
老太太慢慢地说：“不治了。就想...舒服点。”
“好。”
林薇重新拟了治疗方案，以镇痛、缓解症状为主。护士长看了，没说什么，签了字。
第二天，舒缓疗护小组重启。这次，多了两个主动加入的年轻医生。
“林老师，我们想跟您学。”其中一个说。
林薇看着他们：“这条路不好走。”
“知道。”另一个说，“但总得有人走。”
她没再劝。开始带他们看病人，教他们评估症状，讲解用药原则。文字里的理论，变成了床旁的实践。
一周后，那个老太太走得很平静。女儿来道谢时，带来一盒点心。
“我妈说，谢谢您让她...有尊严地走。”
林薇收下点心，分给科室同事。甜味在舌尖化开，有点苦，有点涩。
但至少，她在做对的事。
至少，还有人愿意跟她一起做。
康复中心的独家代理合同签了。装置开始小批量生产，第一批二十套，发往合作的几个特教机构。
反馈很快回来。大部分是好评，但也有问题：有的孩子力气小，吹不动风铃；有的灯太亮，刺激到光敏感的孩子；有的声音太单一，孩子很快失去兴趣。
团队连夜开会修改方案。小雨负责调整气流灵敏度，阿杰重新设计灯光系统，小哲改进声音模块。
“我们得建立用户反馈机制。”小哲说，“每个装置配个二维码，老师可以扫码反馈问题。”
“那工作量就大了。”阿杰皱眉。
“但必须做。”小雨坚持，“我们不能闭门造车。”
第二次修改后，问题减少了。但新的挑战来了——康复中心要求他们开发更多产品。
“光一个装置不够。”主任在电话里说，“我们需要一整套感官训练产品。”
“我们人手不够...”
“那就招人。”主任说得很直接，“我可以介绍投资人，但你们要出让更多股份。”
又是股份。小哲挂了电话，头疼。
团队再次开会。这次，争论更激烈。
阿杰倾向于接受投资：“有了钱，我们可以做更多事。”
小雨反对：“那我们就彻底变成打工的了。”
“那你说怎么办？靠我们自己，能开发一整套产品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