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雨反对：“那我们就失去自主权了。而且，他们给的分成比例...太低了。”

小哲很为难。他知道主任说得有道理——他们没有销售渠道，没有市场经验。但独家代理，等于把命脉交给别人。

“我们需要时间考虑。”他对主任说。

“三天。”主任给出期限，“三天后给我答复。”

团队连夜开会。争论很激烈，谁也说服不了谁。

凌晨一点，小哲一个人在活动室，对着装置发呆。风铃在夜风中微微作响，小灯随着他的呼吸明灭。

常老板说过，植物不会竞争，只会生长。但人不一样，人要合作，也要保护自己。

怎么平衡？

手机响了，是王先生。

“还没睡？”

“嗯。在想代理的事。”

“我猜到了。”王先生的声音很平静，“小哲，我建议你接受。”

“为什么？”

“因为你们需要活下来。”王先生说得很现实，“专利还没下来，装置还没量产，你们没有谈判资本。先合作，活下来，积累资本和经验。等你们强大了，再谈平等合作。”

“可是...”

“没有可是。”王先生打断他，“创业就是这样，先跪着活，再站着走。你们现在，还没资格站着。”

话很刺耳，但是事实。

小哲想起自己受伤后的康复——先学会坐，再学会站，最后才能走。顺序不能乱。

“我明白了。”他说。

第二天，团队再次开会。小哲把王先生的话转述了。大家沉默了很久。

“那就...先跪着吧。”阿杰苦笑着说。

“但我们不能一直跪着。”小雨说，“合同要加条款，比如，合作期限，到期后的处理，我们的研发自主权...”

“对。”小哲点头，“跪着，但头要抬着。知道自己在为什么跪。”

合同谈判进行了两天。团队请了法律专业的志愿者帮忙，一条一条地抠。最终达成的协议：独家代理期两年，分成比例虽然不高，但保障了团队的基本收益；两年后，双方重新谈判；团队的研发自主权完全保留。

签完字，主任拍拍小哲的肩：“年轻人，挺会谈判。我看好你们。”

“谢谢主任。”

走出康复中心，团队都有些疲惫，但也松了口气。

至少，活下来了。可以继续研发了。可以继续帮助孩子们了。

虽然跪着，但还在前进。

陈太太的老年园艺培训班第一期结业后，第二期报名人数爆满。五十个名额，报了八十多人。

张院长很高兴，但陈太太有些担心：“人太多，我顾不过来。”

“可以请助教。”张院长说，“第一期有几个学得好的，可以当志愿者。”

于是，第二期开班时，有了四个老年助教——都是第一期的优秀学员，平均年龄七十五岁。

陈太太从主讲变成了督导，主要工作变成培训和协调助教。老人们教老人，效果出奇地好——同龄人之间，没有距离感，教得更耐心，学得更放松。

但问题也来了。助教们开始有了“权力意识”，在分配材料、指导学员时，出现了偏袒和小团体。

一天下课后，一个学员找到陈太太，委屈地说：“陈老师，刘阿姨（助教）只教她认识的人，我们问她问题，她都不耐烦。”

陈太太找刘阿姨谈话。刘阿姨理直气壮：“那些人笨，教不会，浪费我时间。”

“可是...”

“陈老师，我免费当助教，已经很不错了。”刘阿姨说，“你还要求我怎么样？”

陈太太语塞。是啊，人家是志愿者，没有义务做到完美。

但她知道，这样下去不行。助教团队需要规范，需要培训，需要明确的职责和标准。

她制定了一个简单的《助教工作规范》，包括基本要求、工作内容、行为准则...然后召集助教开会。

“我们做这件事，是为了帮助更多老人。”她说，“不能因为个人喜好，区别对待学员。”

助教们有的点头，有的撇嘴。

“如果觉得做不到，”陈太太说得很平静，“可以退出。没关系。”

最终，一个助教退出了，说“太麻烦”。剩下的三个，表示会改进。

但矛盾没有完全解决。老人们有老人的人际关系，有几十年形成的性格和习惯，不是一纸规范能改变的。

陈太太很累。她发现，管理比教学难多了。教学面对的是知识和技能，管理面对的是人性和关系。

一天晚上，她对丈夫说：“我可能...不适合做管理。”

“那就别做。”丈夫说，“做你擅长的，教学。”

“可是没人管的话...”

“让张院长管。”丈夫说，“她是院长，本来就应该她管。你专心教学，不好吗？”

陈太太想了想，觉得有道理。第二天，她找张院长谈了。

张院长有些意外：“你不想管了？”

“不是不想，是不擅长。”陈太太诚实地说，“我擅长教老人种花，不擅长管人。助教团队的管理，能不能您来？我专心教学和课程设计。”

张院长考虑了一会儿，点头：“好。我早就想说，你太累了。分工吧，你管专业，我管行政。”

分工明确后，陈太太轻松了许多。她重新专注在教学上，设计更丰富的课程，研发更有趣的活动。

助教团队由张院长管理后，规范了许多。虽然还有小问题，但大体在正轨上。

陈太太明白了一个道理：每个人都有擅长的和不擅长的。承认自己的局限，不是失败，是智慧。

把专业的事交给专业的人，把擅长的事做到极致，不擅长的，学会放手。这才是可持续的路。

四月下旬，阴雨连绵。老厂房工地停工整改了五天才通过验收。重新开工那天，雨还在下，工人们在泥泞中作业，效率很低。

陆沉和向晴在工棚里，正在研究怎么解决土地性质问题。咨询了几个专业人士，都说很麻烦，要么补缴高额费用，要么调整项目性质——比如，从“公共花园”改为“社区商业配套”。

“商业配套...”向晴皱眉，“那还是我们想要的吗？”

“可以打擦边球。”律师在电话里说，“比如，设一个小型咖啡角，卖点花草茶，就算商业配套了。主要区域还是公共花园。”

“这样合规吗？”

“在灰色地带。但只要有人较真，还是可能出问题。”律师很诚实，“最好还是...找到举报的人，看能不能和解。”

找到举报的人。陆沉尝试过，但对方很隐蔽，所有举报都是匿名，通过不同渠道。

“有人在 systematically搞我们。”他对向晴说，“不是一时兴起，是有计划的。”

“那家收购公司...”向晴再次提到。

陆沉决定直接联系那家公司。电话接通后，对方很客气。

“陆先生，我们确实对你们的项目感兴趣。但收购的事...已经过去了。我们现在有新的投资方向。”

“不是你们在举报我们？”

“当然不是。”对方笑，“我们是正规公司，不做这种事。”

挂了电话，陆沉更困惑了。如果不是他们，是谁？

下午，李总来了，脸色凝重。

“我查了一下。”他说，“举报你们用地性质的那个人...可能是我一个竞争对手。”

“竞争对手？”

“嗯。他也在做社区商业项目，看中了你们那块地。”李总说，“如果你们做不成，地可能会被收回，重新拍卖。他就有机会了。”

原来如此。不是针对他们，是针对地。

“那城管，展览...”

“可能都是他运作的。”李总说，“他在区里有些人脉。”

“我们怎么办？”

李总沉默了很久：“两条路。一是硬扛，跟他斗。但你们没有背景，很难赢。二是...合作。”

“跟他合作？”

“或者，跟我合作。”李总看着他，“我以公司名义投资，把项目性质改为‘企业社会责任项目’，这样用地性质问题就好操作了。但条件是...我要占股百分之五十一。”

控股。意味着失去主导权。

陆沉感到一阵窒息：“李总，您之前不是说...”

“之前是之前。”李总叹气，“现在情况变了。没有正规企业背书，你们过不了这一关。”

现实很残酷。要么被竞争对手搞垮，要么接受李总的控股。

“我需要和向晴商量。”

“尽快给我答复。”李总说，“对方不会等。”

李总走后，陆沉在雨中的工地站了很久。雨水打在脸上，冰凉。

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坚持很可贵，但坚持不下去的时候，怎么办？他不知道。只能等向晴来，一起决定。

在这个阴雨的四月，在这个充满困难的时刻，在这个理想和现实的夹缝中，选择，比努力更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