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下来的几天，像是打开了某个闸门，讨债的人接二连三地找上门来。
有像光头那样凶神恶煞的追债公司，有被拖欠了货款、急得跳脚的昔日合作伙伴。
他们带来的欠条、合同、转账记录，像雪片一样堆积起来。
江意竹和爷爷不得不一遍遍重复着父母去世的消息，一遍遍解释，一遍遍恳求。
每一次开门，都是一次精神和体力的双重折磨。奶奶受了惊吓，精神越发不济。
江意竹在极度疲惫和悲愤中，强迫自己冷静下来，开始整理父亲留下的所有“债务”凭证。
她翻出了父亲的账本、手机里的记录、以及那些供货商发来的对账单。
一笔笔，一项项，将它们分门别类，登记在一个新的本子上。
数字越加越多，像滚雪球一样，越滚越大。
当最后一个已知的债主（至少是目前已知的）留下联系方式离开后，江意竹坐在堆满了各种单据的餐桌前，拿着计算器，手指冰凉地按着。爷爷坐在对面，沉默地抽着早已戒掉、这几天又重新捡起来的廉价烟，烟雾缭绕着他沟壑纵横的脸。
计算器最后显示的数字，让江意竹眼前一黑。
两百一十七万。
“两百……多万？”爷爷干涩的声音响起，带着难以置信的颤抖。他这辈子老实巴交，从没想过“欠债”这两个字能和自己家扯上关系，更没想过会是这样一个足以压垮几代人的天文数字。
江意竹没有说话，只是死死攥着那本写满了数字的、仿佛有千斤重的笔记本，指节泛白。胃里一阵翻搅，她猛地起身冲进厕所，对着马桶剧烈地干呕起来，却什么也吐不出来，只有酸涩的胆汁灼烧着喉咙。
两百多万。
家里所有的存款，大概早已被父亲掏空。爷爷奶奶是普通退休工人，那点退休金维持老两口的生活尚且勉强。而她，一个还没正式工作、刚刚失去父母、前途未卜的毕业生。
拿什么还？
绝望，像最冰冷的海水，灭顶而来。她顺着冰冷的瓷砖墙壁滑坐到地上，将脸深深埋进膝盖。外面传来爷爷压抑的、沉闷的咳嗽声，每一声都像敲打在她的心上。
过了很久，她走回客厅，看着桌上那本写满债务的笔记本，看着爷爷佝偻的背影和奶奶无声的泪眼。一个清晰而冰冷的念头，在绝望的废墟中，顽强地生长出来。
这是她的家，她的债，她的战场。她必须自己站起来，哪怕跪着，也要把这条路走下去。
她拿起手机，点开那个熟悉的对话框，指尖在冰冷的屏幕上，一字一字地敲下：
【我最近要陪爷爷奶奶处理很多事，很忙，可能没办法及时回复。你好好上班，不用担心我。】
点击发送。然后，她将手机屏幕朝下，扣在桌面上，仿佛这样就能隔绝掉所有不该有的软弱和渴望。
窗外，天色阴沉，像是又要下雨了。江意竹走到窗边，看着灰蒙蒙的天空。心里那片冰冷的荒原上，狂风呼啸，大雪将至。但她知道，从此以后，她必须成为那个在风雪中独自跋涉的人。
没有退路，也没有援手。至少，对她所珍视的那个人，她必须亲手，筑起一道隔绝风雪的高墙。
几天后，警察通知可以处理遗体了。
江意竹联系了殡仪馆，带着父母的骨灰盒和寥寥无几的遗物，和仿佛一夜之间被抽走了所有生气的爷爷奶奶，踏上了返回临安老家的火车。熟悉的风景在窗外飞逝，却再没有归乡的温暖，只有近乡情怯的沉重与悲凉。
在老家，处理完所有后事，将父母合葬在老家的公墓，看着墓碑上并排的名字和照片，江意竹觉得心里最后一块柔软的地方也彻底风化，变成了寸草不生的硬土。
爷爷奶奶执意留在老家，守着旧房子和老邻居，或许这里熟悉的一切，才能给他们一点点虚幻的慰藉。江意竹没有强求，她知道，留在琴岛那个充满痛苦回忆的出租屋，对他们是另一种折磨。
安顿好老人，她独自返回了琴岛。找房东退了租，清理了那个曾被称为“家”的房子的最后一点痕迹。然后，她去了银行，查询父亲很早以前以她的名义开的一张卡。机器屏幕上显示的数字让她怔住了——三十万。这是父亲什么时候存下的？是在一切尚未崩坏之前，还是在他最后的良知挣扎里？看着这串数字，心酸和难过汹涌而来，这是父亲给她留下的、或许也是唯一没被动用的、最后的保障。
一个近乎自私的念头紧紧攫住了她：这笔钱，不能全部拿出来还债。爷爷奶奶的身体经此打击已如风中残烛，医疗、生活，处处需要钱。这是他们三人未来最基本的保障，是底线。这个念头让她感到一丝可耻，却又无比坚定。在空荡荡的、即将不属于她的房子里，她一个人待了两天，不吃不喝，只是静静地坐着，看着日出日落，将所有的破碎、痛苦、债务、和那三十万的重量，一点一点，重新埋进心底更深处，然后用冰冷的理智和麻木，将它们牢牢封存。
再次踏上返回学校的路途，已是半个月后。熟悉的城市，熟悉的校园，却仿佛隔着千山万水。很多事情被打乱了，毕业论文、实习报告、未来的规划……所有按部就班的轨迹都被那场车祸撞得粉碎。
这天下午，沈既白回到公寓，钥匙转动门锁的声音惊动了客厅里的人。
他推开门，有些意外地看见江意竹坐在沙发上，背对着门口，身影单薄得仿佛一碰就碎。
“竹子？”他下意识地开口，语气里带着连日联系不上的担忧和一丝不易察觉的气恼，“你回来怎么不告诉我一声？这半个月你……”
他的话戛然而止。
因为江意竹转过了身。
沈既白彻底愣住了，所有未出口的话语都堵在了喉咙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