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他又一次探究所谓的象征意义的时候，我放弃了心理治疗。但他有句话被我是对的：

“你可以选择自我倾听。哪怕真实事件太难被别人相信，我们也可以把它当成一种经历——可以被表达、被处理的经历。”

于是我开始书写。

从小到大，无数的文学艺术作品里都有过时间倒流的创想。主角历经千难万险，也总能实现拯救世界，挽救亲人，逆转命运，实现名利双收的目标。我还记得，我儿时也曾开玩笑，若真有那天，一定要对照中奖号码买张彩票。可惜，这一路走来，无论是顾念，许希，我，还是陈越声，就算实现了真的时光倒流，却没能真的实现任何一个愿望。一番艰难困苦下来，哪有什么自由完满，只有时间无情的嘲笑。

但我还是决定了这样做。也许几十年、几百年以后，我们都已经彻底从世界上消失了。可某个角落里，她们哭过、笑过、选择过的痕迹，将伴随硬盘或云端的编码永存。

只是记录的过程并不顺利。

如今，我只有右手可以打字。左手的幻肢痛经常打断我的思绪。许希的部分更是零零散散，只能从她留在实验室里的记录、她的社交账号、顾念支离破碎的回忆里，一点点拼凑出来。

整整两年，这个稿子断断续续地被我放下又捡起。但多亏一位朋友的帮助，最后还是完成了。她不仅陪着我完成了截肢后的复查与康复训练，还帮我整理许希留下来的资料，帮我把那些录音转成文字。没有她的陪伴和鼓励，我无法完成思绪的整理和情绪的消化。可以说，没有她，就没有这个故事。

在我出院后，她曾陪我一起去了一趟顾念的家。

我们联系社区和派出所办完手续，拿到钥匙的时候，天还亮着。

房门锁有些生涩。门一推开，我就知道自己没走错地方——这里，和顾念跟我讲述的，几乎一模一样。

玻璃茶几的面板下压着一张手写的电话簿，灶台上还留着油渍，仿佛有人刚离开没多久。

我把顾念的骨灰盒轻轻放在沙发边上，权当是带她回家，一同看了会儿电视。

电视机旁边摆着一张全家福。

顾念站在两位老人身后，捧着一枝道具向日葵，笑得很灿烂——那是我从未在病房里见过的神情。

大约是我盯得出神，许久未眨眼，不知何时，泪水已然模糊了我的视线。

在泪光与阳光的斑斓交错中，女孩从相框里走了出来，蹦蹦跳跳绕过茶几，踮起脚亲了亲沙发另一头姥姥的脸，又笑着倒退到门口，身影一晃，消失在门后。

下一秒，她又兴冲冲从门口跑进来，爷爷替她解下沉重的书包，放到沙发的角落里。

他们三个人一前一后走进餐厅，围坐在一起吃完饭后，把碗端回了厨房。那些日常的动作，在暖黄的夕阳下显得格外清晰。

后来，她进了卧室，在床上躺了一会儿，把墙上的铅笔画一点点擦净。

起身时，她伸了个懒腰，走回门框，乖乖靠在墙上站直。爷爷姥姥也过来，对着门框比划着她的身高。她一点点变矮，老人就从上到下一道道抹平那些刻痕，把时间的痕迹一点点擦净。

再之后，她蹒跚着爬上小凳子，用手指把宣纸上的墨痕慢慢收回砚台里。

她的动作越来越笨拙，整个人也不断缩小。最后，小小的身影在书桌上的另一幅旧照片前站定，颜色和纸张慢慢融在一起——她变成了两位老人中间，被抱着的那个襁褓婴儿。

我知道这不是幻觉。同行的朋友也看见了顾念。她说，她比我形容的还要活泼。

也许有一天，飘散的蒲公英真的能重新聚拢，坠落的雨丝也真的能重回天际。

也许有一天，离开的人都会回来。

到那时候，或许不需要机器，也不需要谁去牺牲，只要她们自己愿意，就能沿着时间往回走一小段路。

而家，就在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