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本科的时候旁听过哲学系的导论课。每节课上老师都会提出一个辩题供大家讨论。

著名的电车问题自然在其中——你手握操纵杆，是会让电车冲向五个人，还是改变方向冲向一个人？

这个问题有很多变体，其中一个这样的：如果有一边站的是你的母亲呢？

那时，我很享受这种类似“高级脑筋急转弯”的讨论。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讲结果论、讲义务论，轮流给自己找站得住脚的理由。直到下课铃响了，教室里还是笑笑闹闹的争辩声，偶尔也会有两三个人争得面红耳赤，可所有人都知道自己不会真的有一天会被迫站到那条铁轨上。

很多年后我才意识到，这是许希面对的问题。

另一个是功利主义常见的反例：假如你只要牺牲一个无辜的孩子，让她永远被关在某个黑暗的房间里，承受所有别人不必承受的痛苦，那么世界上其他人就都能过上近乎天堂的生活——你会不会这么做？

老师说，这是关于“乌托邦”的道德困境。那天的讨论和往常一样热烈。有人说“绝对不行”，有人说“如果匿名、纯随机，也许可以考虑”，还有人说“论题里的孩子是某种抽象的隐喻”。

课上，老师也给这题加了一个条件：“如果那个孩子自己说‘我愿意’，你会怎么做？或者说，这种情况下，这还算‘牺牲’吗？”

如今，我意识到了，这道题，冥冥之中是给我准备的。

现实中真正落到自己头上的选择，几乎从来不长成“问题”的样子，甚至没有时间供你反复思考讨论，只是突然在某一天的某一秒，命令你即刻做出回答。而人生这位教师显然也更加严厉无情。等一切经历结束后，再回过头去看时，它会用伤痕与痛苦告诉你，什么叫纸上谈兵。

在那件事之后很长一段时间里，我总不停地问自己：

过去的这些年，到底有没有一个全部“做对了”的世界线？

如果我也能像顾念那样回溯——一遍遍读档重来——会不会在某个分支上，真的存在一个所谓的“真结局”：许希还活着，顺利毕业，最后成为了一名医生，治好了她妈妈的病；顾念还和她爷爷姥姥住在一起，守着自己的“小秘密”，健康长大，成了画家。然而我既没那种能力，也没有证明的办法。所有的假设与想象在已然发生的现实面前，都显得可笑又无力。

出院之后，等所有手续走完，我把顾念安葬在她爷爷、姥姥旁边。看着三个名字像全家福一样并排在那块石碑上时，我下定决心要按照爸妈说的“别想过去，好好生活”。

一开始，我在家里躺了好几天，盯着天花板发呆，什么都不想做。

事实证明，发呆不是个好主意。脑子一空下来，思绪就不可抑制地往她们那里飘：许希在通风橱前的背影，顾念躺在出租屋床上安稳的睡颜。她们在我的耳畔笑着叫我“简师姐”，那飘渺但真实的声音在我耳边回响，让我如鲠在喉。

于是，我开始下楼散步，告诉自己多呼吸新鲜空气。

可小区里，每天都能遇到跟顾念差不多年纪的小孩。有的滑着滑板从我身边一闪而过，有的在楼下空场上跳皮筋。笑声和尖叫声在我耳边，我总是下意识去找那个身影——可自然，什么也找不到。

后来我又尝试制定一个旅行计划，在网上查攻略、看机票。我曾幻想，换一座城市也许会好一点。

直到点“确认付款”的那一刻，脑子里突然闪过许希的声音——有一次她跟我说，等毕业以后，想攒钱带妈妈出去转转，还认真地问我哪里便宜又好玩。

我愣在屏幕前很久，最终把页面关掉了。

那一刻我明白，我忘不掉她们了。

我也不该忘了她们的。

能遇见她们，是我这辈子不太体面但非常真切的幸运。

不是因为顾念身上的“超能力”，也不是因为过去这几年的经历有多惊世骇俗。真正让人难忘的不是她们有多特别，而是她们其实那么普通——会害怕、会犹豫、会犯错——却还是像废土荒原上的一棵绿芽，在现实缝隙里拼命挣扎挤出一抹春色。

那段日子我去过心理咨询，想在回忆的重负与难忘间找一个尚能喘息的平衡点。

我坐在沙发上，盯着桌上摆放的沙漏，把这几年发生的事情讲给他听。

顾念，回溯，许希，实验室，原型机，天台。

我能感觉到他在认真聆听，也能感觉到他在努力把这一切往“象征”的方向解释。他总想证明，顾念是我内心那个渴望重新来过的小孩。

“顾念是真实存在的。”我在咨询里强调过很多次，“她不是象征，也不是隐喻。她就是一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