佐藤莲，这个总是缩在万事屋角落打游戏、被森内彻呼来喝去、看起来没什么存在感和上进心的少年，他的过去，远比表面看起来要破碎和灰暗。

他有个妹妹，叫佐藤菊，今年14岁，刚上初中。

本该是兄妹相伴成长的年纪，他们却早已不生活在一起，甚至见面都很少。原因很简单，也很常见——父母离异。

法庭的判决标准而冰冷：

年幼的妹妹菊判给了母亲，已经接近成年的哥哥莲判给了父亲。

一纸文书，将本就摇摇欲坠的家庭，彻底割裂成两半。

但对佐藤莲来说，这个判决本身，或许并非最痛苦的部分。

更深的寒意，来自于他对“家”这个概念本身的怀疑与幻灭。

他从小就觉得，家里的家人，都像是假的。

父亲是个沉默寡言、早出晚归、似乎永远被生活重担压得喘不过气、对家里的一切都漠不关心的男人。

记忆中，父亲几乎没有抱过他，也没有参加过他的家长会，偶尔的交流仅限于“吃饭了吗”、“钱还够吗”这种最表面的问话。

他就像一个住在同一屋檐下的、负责提供基本生活费的、熟悉的陌生人。

母亲则走向了另一个极端。

在离婚前，她是个敏感、要强、控制欲极强的女人。

她似乎将自己对生活的不满和对丈夫的失望，全部转化成了对家庭的“掌控”。

家里必须一尘不染，东西必须放在固定位置，佐藤莲和妹妹必须严格按照她规定的时间表生活、学习、甚至交友。

任何一点出格的行为，都会引来她长时间的抱怨、指责和冷暴力。

她渴望一个“完美”的家庭形象，却用这种极端的方式，将家里的每个人都推得更远。

父母之间几乎没有温情可言，只有日复一日的冷战、偶尔的争吵，以及无尽的压抑。

佐藤莲和妹妹菊，就像生长在这样一片贫瘠、冰冷、充满裂痕的土壤里的两株幼苗，彼此依偎，却又都营养不良。

法庭判决后，母亲带着妹妹离开了。

父亲依旧沉默，家变得更加空旷、冰冷。佐藤莲感觉自己像是被遗弃在一个巨大的、没有回声的壳里。

家里没有爱，没有温暖，甚至没有激烈的恨，只有一种深入骨髓的、令人窒息的冷漠。

他不再对“家”抱有任何期待。

读书？考上好高中，然后好大学，再找份好工作？

这曾是母亲强加给他的、也是社会灌输的“标准人生路径”。

但看着这个家，看着父母的样子，他怀疑这一切的意义。

他想起了曾经的邻居姐姐，一个非常优秀、拼尽全力考上了名牌大学、甚至读到博士的女孩。

她曾是母亲口中“别人家的孩子”，是佐藤莲童年阴影里一个模糊的、需要仰望的“成功符号”。

然而，就在前两年，他偶然听说，那位姐姐博士毕业后，在杰潘严峻的就业市场里挣扎了许久，最终没能找到理想的工作，心灰意冷之下，选择了一个“条件普通但人看起来老实”的男人结婚，很快辞去工作，成为了一个标准的家庭主妇。

在母亲偶尔的念叨中，佐藤莲拼凑出了那位姐姐婚后的样子：每日围着灶台和孩子转，操心柴米油盐，渐渐失去了曾经眼里的光彩，变得和街上任何一个疲惫的主妇没什么两样。

很像妈妈，但又不一样——她没有妈妈那种扭曲的要强和控制欲，只剩下一种被生活磨平了棱角后的、更广泛的、令人绝望的认命。

这条无数杰潘人走过的、被视为“正途”的道路，在佐藤莲眼中，终点似乎不过是从一个虚假冷漠的家，进入另一个可能同样沉闷压抑的普通生活。

读书、学历，在泡沫经济崩溃后内卷到极致的杰潘社会，真的能保证什么吗？

还是只是延缓了坠入那种令人窒息“普通”的时间？

“还有什么必要吗？”

这个念头在他心中越来越清晰。

既然“家”是假的，未来的“正途”看起来也不过是另一个陷阱，那为什么还要继续待在这里，继续走这条令人厌恶的路？

在18岁生日的前一天，佐藤莲收拾了自己为数不多的行李，没有告诉任何人，包括偶尔还有联系的妹妹。

他只是在那个冰冷空旷的“家”里，自己的书桌前，留下了一张字迹潦草的纸条：“我走了。”

然后，他推开那扇象征束缚与冷漠的家门，头也不回地走进了阪大夜晚的街头。

他的父亲，那个沉默的男人，在第二天发现儿子不见了，看到那张纸条后，有没有出去找他？

佐藤莲不知道，也不在乎。

他猜测，大概率是没有。

或者，只是例行公事般地报警备案，然后继续他沉默而麻木的生活。

就这样，佐藤莲成了阪大无数漂泊少年中的一个。

他在网吧过夜，打零工，在街头漫无目的地游荡，直到偶然遇到了森内彻，被带回了“松和万事屋”，有了一个勉强可以栖身、虽然依旧边缘化、但至少无人过分管束、偶尔还能吃上热饭的地方。

游戏成了他逃避现实、消耗时间的工具。

森内彻的支使和调侃，他逆来顺受，因为这比家里那种冰冷的漠视和母亲令人窒息的控制，要好接受得多。

万事屋里的其他人——神秘的高宏亮、忙碌的桐岛凛、冷漠的渡边兰、以及后来加入的、似乎总在麻烦中心的吴森森和那个奇怪的荒——对他而言，更像是某种“背景板”，他不了解，也不想去深入了解。

他不愿再对任何人任何事投入情感。

————

佐藤菊，11岁那年，被迫在一纸冰冷的判决书上，理解了“离异”这个词的全部重量。

它不是课本上轻飘飘的名词，而是撕裂的生活、空荡的半边床铺、母亲夜深人静时的叹息，以及哥哥和父亲从此在生活中的“消失”。

她很快明白了。

不是因为父母对她解释了什么，而是从母亲日益尖锐的抱怨、父亲每月准时却沉默的汇款、以及哥哥偶尔在LINE上发来、又迅速撤回的、欲言又止的简短问候中，拼凑出了真相。

她知道为什么哥哥不来看她——那个家大概和这里一样冰冷，甚至更糟。

她知道父亲为什么只打钱——那大概是他能想到的、唯一还能履行的责任。

父亲给的生活费不少，足够她们母女在阪大过着不算拮据的生活。

母亲不需要出去工作，至少不需要为生计奔波。

佐藤菊也很省心，至少看起来是。

她把所有的困惑、恐惧、对被抛弃的害怕，都转化成了一种近乎偏执的“乖”和“努力”。

她拼命学习，成绩在小学一直名列前茅；她主动包揽家务，把家里收拾得井井有条；她从不顶嘴，从不提要求，努力扮演着一个“完美”、“不让大人操心”的女儿。

她心里藏着一个卑微而绝望的念头：是不是我再努力一点，再乖一点，这个家……就不会散？或者，至少妈妈不会也不要我？

但现实没有如果。家早已散了，无论她多乖。

升入初中，课业压力骤增，青春期的烦恼与家庭缺失带来的深层不安全感交织在一起。

佐藤菊发现，自己越来越难以集中精力。

课本上的字在跳动，老师的讲解变得遥远。成绩开始无可挽回地下滑。

起初，母亲还会生气，会骂她“不用功”、“对不起我给你交的学费”、“跟你爸一样没出息”。

那些尖锐的指责像刀子，割在佐藤菊早已千疮百孔的心上，但也让她感到一丝病态的“安心”——至少，妈妈还在“管”她，还在对她有期待。

然而，渐渐地，连这样的指责也稀少了。

母亲回家的时间越来越晚，身上开始带着陌生的香水味，打电话时的语气变得轻柔，脸上偶尔会露出佐藤菊很久没见过的、带着少女般羞涩的笑容。

佐藤菊知道了，母亲恋爱了。

对方是个中年男人，有个可爱的女儿，但他想要个儿子。

他们准备二婚。

这个消息像最后一根稻草，压垮了佐藤菊心中那点摇摇欲坠的支柱。

她越发努力地想抓住点什么——成绩、母亲的关注、哪怕是一点点的存在感。

但越是用力，越是徒劳。

她对着课本发呆，考试时大脑一片空白。

母亲的忽视像无形的墙壁，将她隔绝在自己的情绪孤岛里。

孤独、无助、自我否定、被遗弃的恐惧……种种负面情绪如同藤蔓，将她越缠越紧。

她抑郁了。

某天，在又一次对着糟糕的试卷和空荡荡的家发呆后，无边的绝望吞噬了她。

她走到洗手间，看着镜子里那个眼神空洞、面目模糊的自己，突然感到一阵强烈的厌恶。

她抬手，打碎了镜子。

玻璃碎片四溅，划破了她的手臂，鲜血涌出，染红了白色的校服衬衫。

疼痛尖锐而清晰，却奇异地带来一种释放感，仿佛内心那些无法言说的痛苦，终于找到了一个出口。

那天晚上，母亲被她的样子吓了一跳，手忙脚乱地给她包扎，语气里带着惊慌和久违的、真实的责怪与一丝丝几乎难以察觉的关心：“你这孩子！怎么这么不小心！不，你是故意的吗？为什么要这样做？！”

看着母亲眼中那抹真实的情绪，感受着手臂上传来的、因母亲触碰而带来的、陌生的温暖触感，佐藤菊心里竟然升起一种扭曲的、病态的“开心”。

原来……这样可以吸引妈妈的注意。

这个认知，如同毒草的种子，在她阴暗的内心悄然生根。

于是，反复开始了。

划伤、绝食、故意着凉生病……每一次自我伤害，都能换来母亲短暂的惊慌、关注、责骂，甚至带她去看医生。

心理医生的诊断是“重度抑郁伴自伤行为”，开了药，安排了咨询。

但佐藤菊并不真的想“好”起来，她只是贪婪地汲取着每一次自伤后，母亲被迫投注在她身上的、那一点点可怜的关注。

药吃了，咨询去了，但内心的黑洞越来越大。

然后，最致命的消息来了——母亲怀孕了。

那个男人如愿以偿，母亲即将拥有新的家庭，新的孩子，很可能是个儿子。

而佐藤菊，成了这个新家计划中，一个尴尬的、甚至可能被视为累赘的前段婚姻产物。

某天晚上，佐藤菊蜷缩在自己房间里，准备进行又一次的内啡肽获得手法，却隐约听到门外母亲压低了声音、却因激动而略显清晰的通话声：

“……医生，不用再给我发消息了，我已经放弃她了。”

“我花了14年的时间培养她，如果她有一天非要寻死，我希望是现在，而不是等我养她到18岁、28岁、38岁的时候再死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