医院的灯，在晚上十点之后，颜色会变得很冷。

不像白天那样明亮，而是一种不容置喙的白。

海芋推开病房门时，母亲已经睡着。

呼吸很轻。

监护仪的声音稳定而规律。

她站在床边，没有立刻坐下。

只是确认了一遍数字。

梁院长是在半小时后出现的，没有穿白大褂，只套了一件深色外套。

“指标刚刚开始有变化。”

他说。

语气很平稳，却没有给任何安慰的余地。

她跟着他走到走廊尽头。

那里的灯坏了一盏，光线断了一截。

“迟发性出血的可能性在增加。”

梁致恒说，“血管痉挛反应比我们预期重。”

她没有立刻问“严重吗”。

而是先问了一句：

“现在能做什么？”

“保守处理已经在做。”

他说，“但这不是等待的问题。”

她点头。

“需要二次手术？”

梁院长迟疑了，没有马上回答。

等待比语言更难熬。

“风险比第一次大。”他说，“而且——”

他停顿了一下。

“不是每个人都愿意接。这个技术，国内并不成熟……”

这句话落下的那一刻，走廊忽然变得很长。

长到她要花几秒钟，才能把它听完。

“初晓呢？”

她问。

梁院长叹了口气。

“他在飞机上，联系不上。”

“我妈妈还能坚持多久？”

“一小时。”

“我已经做了保守处理，但一小时后如果不进手术室，后果不堪设想。”

海芋没有再问。

她拿出手机，拨了那个号码。

第一遍，没有接通。

第二遍，仍然是忙音。

第三遍，电话终于被接起。

“是我。”

她的声音很稳，却只说了一句话：“我妈妈出事了。”

那一刻，她才意识到——

从头到尾，她从未想过第二个名字。

电话那一端，机场的广播还在念着航班信息。

初晓却已经转身往外走。

Ryan在后面喊他，“boss，行李还没出来。”

他没有停。

手机贴在耳边，人已经穿过人群。

“症状。”

“影像结论。”

他问得很快，语句简短，像是在脑中迅速重建一张血管分布图。

海芋一边走一边回答，把她记住的每一个细节都报了出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