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农村的我经常和母亲上街赶集上厕所成了我第一个隐秘的困惑。我自然跟着母亲和女性长辈去女厕。直到有一次，一个外村来的阿姨在厕所里惊讶地低呼：“咋带个小子进来？”母亲尴尬地把我挡在身后，低声解释。那天回家路上，她没说话，只是更紧地攥着我的手。我隐隐感到，我身上似乎有一个“开关”，在某个场景下会突然被拨动，让空气变得异样。这种内外认知的错位，在六岁上学前夕，像一块石头投入平静（尽管是虚假的平静）的水潭。

母亲开始显得有些焦躁。她翻箱倒柜，找出不知从哪儿讨来的、哥哥也穿过的旧男孩衣裤，它们对我来说陌生又粗糙。她试图剪短我的头发，我第一次因为“打扮”的事情哭闹抗拒——那不仅是对裙子的留恋，更是对我所熟悉的、与母亲之间那种“爱与被爱”方式的割舍。母亲也红了眼眶，一边笨拙地给我套上不合身的男装，一边喃喃：“我娃要上学了……不能让人笑话……”

“笑话什么？” 我并不完全明白。

“因为你是男娃呀。” 母亲终于说出了那个在我生活中缺席了六年的“定义”。

上学第一天，我穿着别扭的衣裤，坐在教室里。老师点名，念到我的名字，用的是“他”。课间，我想加入女孩们跳皮筋的圈子，她们却犹豫地看着我的裤子，说：“你现在是男生了。” 而男生们的圈子，我因为此前缺乏共同的游戏经验和气质，也显得格格不入。

我成了一个“中间物”：在村里老一辈人眼中，我或许还是那个“穿裙子的二丫头”；在新同学和老师眼中，我是一个有些孤僻、安静的“男同学”；在我自己心里，我是一个被突然从“妈妈的漂亮宝贝”这个角色里剥离出来、尚未找到新位置的迷茫孩童。

那段性别模糊的童年，因此并不仅仅是一个有趣或心酸的往事。它在我人格深处留下了复杂的遗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