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的夏天，我出生在了西北的一个极其偏僻的农村。我的到来，带着一丝“不被期待”的底色——母亲渴望一个女儿，我却是个男孩。这最初的“错位”，在困苦生活的放大镜下，将我推向了一条始料未及的道路。

家里的贫穷是彻骨的。哥哥的旧衣传到我身上时，早已是褴褛的布片。当邻居婶子送来她女儿穿小了的、带着补丁却颜色鲜艳的衣衫裙子时，母亲眼中闪过复杂的情绪：是无奈，是心酸，也有一丝抓住救命稻草的亮光。“老二要是丫头多好”，她摩挲着那些柔软的布料，最终，生存的理性压过了一切。于是，从我有记忆起，我的世界就是粉的、花的、带褶皱和蝴蝶结的

最初，这“模糊”无关认知，只关乎感知。

在我的世界里，没有“男孩该怎样”或“女孩该怎样”的教条。只有：

裙子下摆随风飘起、拂过小腿的清凉感，比哥哥僵硬的旧裤衩舒服得多。

母亲用红色毛线头绳给我扎起小辫时的专注眼神，以及绑好后让我照旧镜片里那个“漂亮娃娃”时，她脸上罕见的、真实的笑容。

村里的婆婆婶子们见到我，总会捏捏我的脸说：“这丫头，真稀罕（可爱）！” 或“打扮得跟朵花儿似的。” 这些夸奖和关注，是我灰扑扑的童年里为数不多的彩色糖粒。

大约四、五岁时，那层“模糊”的薄雾开始渗入自我意识的土壤。

我开始觉察到一些微妙的差异，但我的理解是具体而零碎的：在村里我可以和女孩们一起玩跳皮筋、抓石子，她们自然地接纳我。而和男孩们玩摔泥炮、追逐打闹时，我奔跑时总担心裙子会绊倒，他们有时也会愣一下，叫我“假妹子”，但嬉闹起来便忘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