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到得最早。
会议室在维衡律所的十二楼。沈行简站在门口看了一眼,一张长桌,铺着深灰色的绒布,桌面正中央搁着一盆绿萝,叶子蔫蔫的,像几天没浇水。椅子围了一圈,黑色的皮面,扶手擦得发亮。窗户开在南面,午后的光从百叶窗的缝隙里漏进来,在桌面上切成一条一条的白,像一册被撕掉了页码的书。
她选了一个背对窗的位置坐下。光打在她背上,不热,但有一种被什么盯着的感觉。她把蓝色文件夹从包里抽出来,整整齐齐地码在面前。又抽出一支笔,搁在文件夹旁边。笔是黑色的,很细,用了一半多一点。她盯着那支笔看了两秒,然后把它拿起来,又放下。
她今天不能输。不是不能输掉调解,是不能输掉这个位置。她在心里把这几个字念了一遍,像念一句咒语,念完就把文件夹翻开,把笔帽拔开,把身体坐直。
苏婉是第二个到的。推门进来的时候带进来一阵风,把桌上那盆绿萝的叶子吹得晃了一下。她今天穿了一件藕粉色的开衫,里面是一件白色的打底衫,底下是一条深色的裤子,配了一双平底鞋,鞋面上有一小片不知道从哪里蹭的灰。她的头发还是扎着马尾,但今天扎得比平时紧,像是不想让人看见她的脸。
“早。”苏婉说。
“早。”沈行简说。她的声音比平时亮了一些,亮到她自己都听出来了,但她没有收回去。
苏婉在她对面坐下来,把自己的笔记本和一沓材料摊开,动作很快,很利落。她抬起头看了沈行简一眼,目光在她脸上停了一下,然后移开了。什么都没问。沈行简知道她看到了什么——昨晚没睡好,眼底的青色比平时重了一些。但她不在乎。今天不是来比谁气色好的。
陈调解员也来了。他今天穿了一件灰蓝色的夹克,不是上次那件深色的,但款式差不多。他手里永远端着那个保温杯,杯盖上有一圈茶渍,洗不掉了。他把保温杯放在自己面前,像放下一枚印章,表示“我在这里”。
张源潮是第四个到的。他推门进来的时候还在讲电话,声音不大,但每一个字都很清楚:“嗯……嗯……知道了,我会处理。”挂了电话,他把手机搁在桌上,屏幕朝下。他环顾了一圈,目光扫过沈行简的时候停了一下,又扫过苏婉的时候多停了一下,然后拉开椅子坐下来。
“陆律师还没到?”他问。
“可能堵车。”苏婉说。
张源潮笑了一下。那个笑容很短。他低头翻自己的文件,翻得很快。
沈行简没有看他。她在翻自己的文件夹。第一页是医疗费用清单,她已经看过很多遍了,每一个数字都记得。第二页是她自己整理的案情摘要。第三页是一张空白的纸,她准备用来记对方的关键发言。
她翻到第三页的时候,笔尖在上面点了一下,留下一个小小的黑点。她盯着那个黑点看了半秒,然后翻过去了。
陆成来了。
他没有敲门,直接推门进来的。门开的时候,走廊里的光涌进来一下子,把他的影子投在地毯上,很长,很瘦。他穿了一件深灰色的薄大衣,里面是黑色的高领毛衣,没有打领带。头发比平时梳得整齐一些,但还是有几缕不听话地垂在额前。
他看了一眼满屋子的人,嘴角动了一下。
“抱歉,堵车。”他说。声音不大,但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他拉开沈行简旁边的椅子坐下来,动作很轻。他把一个黑色的公文包放在脚边,没有掏任何东西出来,就那么坐着,两手交叠放在桌上。
沈行简看了他一眼。他感觉到了她的目光,侧过头,对她微微点了一下。不是“你好”,是“我到了”。沈行简把目光收回来,落在自己面前的文件上。
张源潮看着陆成,手指在桌面上轻轻敲了一下,一下,又一下。
“陆律师,久仰。”他说。
“张律师客气。”陆成说。
陈调解员咳嗽了一声,打开了面前的文件夹。“今天把大家召集过来,是想就林童案的后续调解工作做一个初步的沟通。患方家属代表今天也来了,在隔壁休息室等着。我们医调委的意思是,先由双方律师把各自的诉求和方案过一遍,如果有初步共识再请家属进来。”
沈行简的手从文件夹上移开,放在桌面上。她等陈调解员最后一个字落下。
“我有个建议。”她说。
声音不大,但很清楚。所有人的目光都转向她。
“既然家属已经来了,我建议先请家属进来。今天这个调解会,不是谈一个具体的数字就可以结束的。老太太想要什么,我们替她说不了,她得自己说。而且,作为法援指派的律师,我需要和家属见一面。如果我们连沟通都没沟通过,坐在这个桌子上谈的东西也没有根基。”
张源潮看了她一眼。“沈律师,你的意思是,你还没有和当事人见过面?”
“法援指派比较急。”沈行简说,没有躲他的目光,“但今天就是一个见面的机会。老太太就在隔壁,请她进来,不耽误时间。”
苏婉接话了。“沈律师说得有道理。家属的情绪和诉求,确实需要当面沟通。咱们做调解的,最怕的就是律师替当事人做决定,最后签了协议当事人不认。”
陈调解员想了想,点了点头。“那行,小苏,麻烦你去请一下林童的家属。”
苏婉站起来,走出会议室。
房间里安静了一会儿。沈行简低下头,翻到第一页。费用清单。ICU每日费用、安凝素费用、检查费、药费。她已经背下来了。但她还是看了一遍。
门开了。
苏婉走进来,身后跟着一个老人。
老太太穿着一件深蓝色的棉袄,头发花白,梳得很整齐,在脑后扎了一个低低的髻。她的脸上有很多皱纹,不是那种因为年纪大而产生的皱纹,是那种因为哭得太多、忍得太久、把所有的委屈都压进皮肤下面、皮肤撑不住了就裂开了的那种皱纹。她的眼睛是红的,不是哭过的那种红,是那种长期失眠、长期流泪、长期把眼泪擦干又流出来的那种红,红得发暗。
她站在门口,看着满屋子的人。
沈行简站起来。
“阿姨您好,我是法援中心指派的律师,沈行简。”她说。声音比她平时说话要大一些,不是喊,是那种“我希望你听清楚”的大。她把每一个字都说得很慢。
老太太看着她,看了几秒。然后她慢慢走过来,在沈行简旁边的椅子上坐下。她坐下来的动作很慢,慢到沈行简想去扶她,但她自己坐稳了,把一只布包放在膝盖上,两只手交叠放在布包上。手指很粗,骨节很大,指甲剪得很短。
沈行简也坐下来。她没有急着说话。老太太低着头,看着自己放在布包上的手,看了很久。
然后她说了。
“我不要钱。”
声音不大,但每一个字都很清楚。
“我不要他们的钱。我要他们告诉我,我的孙子为什么会变成这样。那个药,他们说是新药,说有很大的希望,我签了字的。他们没有人告诉我,这个药可能会让我的孙子躺进ICU。没有人告诉我。”
她的声音开始发抖。不是害怕,是太生气了,生气了太久了,忍了太久了,终于说出来了。
“我不要钱。我只要一个说法。为什么我的孙子会躺在那里?为什么那个药会让他变成那样?他们有没有错?有错为什么不认?没有错为什么愿意给钱?”
沈行简伸出手,轻轻按在老太太的手背上。
“阿姨,您说的这些,我们都听明白了。您不要钱,您要一个说法。这个说法,我们今天可能拿不到,但我向您保证,我会帮您要。”
老太太抬起眼睛看着她。里面有泪,但没有掉下来。
“你是谁?”她问。
“我是法援中心派来帮您的律师。我叫沈行简。”
老太太看着她,看了好几秒。然后她把手从沈行简的手下面抽出来,翻过来,握住了沈行简的手。那只手很粗糙,掌心有一层硬硬的茧。
“好。”老太太说。
陈调解员清了清嗓子。“阿姨,您的意思我们清楚了。那我们先听听医院这边的想法,好不好?”
老太太点了一下头,松开了沈行简的手。
沈行简把手收回来,放在桌下,攥了一下。掌心里还留着那只手的触感。
她转向张源潮。
“张律师,可以开始了。”
张源潮翻开面前的文件,身体微微前倾。“仁和的方案是这样,考虑到林童小朋友的特殊情况,医院愿意在人道主义框架内,给予家属一定的经济关怀。初步定在三十万。如果家属能提供更多关于后续治疗费用的依据,可以上浮。”
三十万。
沈行简没有记这个数字。她看着张源潮的眼睛。
“三十万的依据是什么?”
张源潮看了她一眼。“仁和过往同类案件的调解标准。”
“那仁和过往同类案件中,有没有患者使用超适应症新药后出现严重不良反应的案例?”沈行简问。声音很平,平到像是在问一个程序性的问题。
张源潮的手指在桌面上停了一下。“具体情况需要个案分析。”
“那我们就分析这个个案。”沈行简翻开面前的文件夹,手指点在费用清单上,“林童在仁和住院期间,已产生的医疗费用已经超过五十万。三十万,连已发生的费用都不够。张律师,您说的‘人道主义关怀’,关怀的是谁?是医院自己的盈亏线,还是躺在ICU里的孩子?”
她说这些的时候,语速不快,但每一个字都像钉子。不是砸下去的,是拧下去的,一点一点地拧进桌面。
张源潮看着她,嘴唇动了一下。
“沈律师,院方在治疗方案上不存在明显的医疗过错。安凝素的使用虽然是超适应症,但目前国内没有明确的法律法规禁止。所以这个三十万——”
“所以这个三十万是基于‘没有明显过错’的前提。”沈行简接过了他的话,“那张律师,我问您一个问题:如果院方存在过错,这个数字应该是多少?如果院方承认存在问题,这个数字应该是多少?”
张源潮没有回答。
沈行简等了一秒,然后继续说。
“患方的诉求是这样的。第一,仁和承担林童在仁和医院住院期间的全部医疗费用,包括已经发生的和将来需要的。第二,仁和需要对安凝素的超适应症使用情况做出书面说明。第三,一次性赔偿八十万,用于林童后续的康复和护理。”
她停了一下。
“八十万不是凭空报出来的。已发生的费用五十万,后续康复治疗,我咨询了专业意见,保守估计在三十万以上。这个数字有依据,会后我可以提供。”
她说“专业意见”的时候,心里有一个很小的声音在说:秦聿是社区医生,不是康复专家。但她把这个声音压下去了。她不是在撒谎,她是在谈判。八十万是她根据费用清单和秦聿的估算综合出来的数字,她有理由认为这个数字是合理的。至于专业意见的资质问题,那是在对方要求提供之前才需要回答的问题。
张源潮的手指在扶手上敲了一下。“八十万。沈律师,你说的依据,能不能在现场提供?”
“费用清单在现场。”沈行简把那份文件往前推了推,“康复费用的评估报告,会后补充。”
张源潮看了她一眼。他在掂量。一个在调解会上拿不出完整依据但态度强硬的对手,要么是虚张声势,要么是手里有牌不急着打。沈行简看着他的表情变化,嘴角没有动。
她就是要让他想这一下。只要他开始想,她就已经不是在求他同意了,是在逼他接招。
张源潮端起水杯喝了一口水,然后把杯子放回桌上。他看了一眼陈调解员,又看了一眼沈行简。
“沈律师,你说的这些,当事人本人同意吗?”他问。
沈行简转过头,看着老太太。老太太低着头,两只手平摊在布包上。沈行简没有问她。会前没有机会问,现在也不能问,当着对方律师的面问当事人“您同意八十万吗”,不管老太太怎么回答,她都会陷入被动。
“老太太的诉求我已经转达了。”她说,声音没有起伏,“她今天到场,本身就是对代理关系的确认。具体的数字,老太太信任我的判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