闫昂霄和闫明薇在上海落脚的第三个月，堂叔闫世昌的“世昌洋行”生意还算安稳，他们住在洋行三楼的客房里，窗外能望见黄浦江上来往的商船，日子虽不似北平自在，却也算得上安稳。闫昂霄每日在家校勘古籍，偶尔去租界的书坊淘些旧书，闫明薇则忙着准备上海女子师范大学的入学考试，兄妹俩的生活平静得像一碗温吞的粥。

变故发生在五月中旬的一个雨夜。那天闫昂霄正在灯下校勘《诗经集注》，忽然听到楼下传来急促的脚步声，伴随着赵姨的哭喊。他连忙披上长衫跑下楼，只见洋行的伙计浑身是泥，脸色惨白：“表少爷，不好了！仓库着火了！老板为了抢出客户的货，还在里面没出来！”

闫昂霄的心猛地一沉，边系扣子边往外冲。离仓库还有一段距离，就已经看到雨夜的风裹挟着火星，仓库的木质梁柱被烧得噼啪作响。浓烟滚滚中，能看到闫世昌的身影正在里面搬运木箱。“堂叔！快出来！”闫昂霄嘶吼着，想冲进去救人，却被伙计死死拉住：“火太大了，进去就是送死！”

消防车的警笛声在雨夜中响起，水柱喷射在火焰上，激起漫天水雾。直到天快亮时，火势才渐渐被扑灭，可仓库已经烧成了一片废墟。当消防员抬出闫世昌的遗体时，他的怀里还紧紧抱着一个樟木小箱，里面是客户订购的珍贵丝绸。赵姨扑在遗体上哭得昏死过去，闫明薇扶着脸色苍白的赵姨娘，眼泪无声地滑落。

接下来的几天，闫昂霄忙前忙后处理后事。他才知道，仓库的火灾是因为电路老化引发的，而这批丝绸是苏记绸缎庄订购的高档货，价值十万银元。苏记的管家第二天就带着人找上门，语气冰冷：“闫老板不在了，可我们的货不能少。三天之内，要么赔偿十万银元，要么拿洋行的产权抵押。”

赵姨坐在太师椅上，双眼红肿，手里攥着闫世昌的遗像：“我们哪有那么多钱？洋行的流动资金都压在了这批货上。”她的儿子闫小宝才十岁，躲在母亲身后，吓得瑟瑟发抖。闫昂霄看着眼前的窘境，想起父亲临行前的嘱托，深吸一口气：“苏管家，能否宽限几日？我们变卖些家产，一定尽快凑齐赔偿款。”

苏管家瞥了他一眼，语气稍缓：“看在闫老板往日的情分上，我给你们七天时间。若是七天后还凑不齐，就别怪我们不客气。”说完，带着人转身离开了。

那七天，洋行里一片狼藉。赵姨变卖了自己的首饰和嫁妆，闫昂霄也将父亲给的端砚当了出去，凑了三万银元，可离十万银元还差得远。无奈之下，赵姨只能决定变卖洋行的产权和房产。签字那天，赵姨看着房产证上“闫世昌”的名字，眼泪滴在纸上：“世昌，我对不起你，没能守住你的家业。”

处理完赔偿事宜，剩下的钱买了两张去宜昌的船票后只剩下三百银元。赵姨的娘家在宜昌开了家杂货铺，只能去那里投奔。临行前，赵姨将一个布包塞进闫昂霄手里：“这里有一百银元，你们拿着。在上海一个人不容易，要是实在不行，就去栗记洋行找栗老板，他和你父亲是老友，不会不管你们的。”

闫昂霄推辞着不肯要：“赵姨，您带着小宝去宜昌，更需要钱。我们兄妹俩年轻，能照顾好自己。”

“拿着！”赵姨的语气带着不容置疑的坚定，“当年你父亲在宜昌救过我的命，我不能让你们在上海受苦。昂霄，明薇还是个小姑娘，这世道这么乱，你一定要照顾好她。”闫昂霄看着赵姨红肿的眼睛，终究还是接过了布包，心中满是酸楚。

送走赵姨和小宝后，闫昂霄带着闫明薇搬出了洋行。他们在法租界边缘找了一家廉价客栈，房间狭小逼仄，只有两张小床和一张破桌子。闫昂霄看着这样的环境，暗下决心一定要尽快找到工作，让妹妹住上安稳的房子。

第二天一早，闫昂霄换上那件藏蓝色长衫，将怀表揣在怀里，出门寻找工作。他首先想到的是学校，北平的同窗曾给他写过推荐信，推荐他去上海圣约翰大学任教。可当他找到圣约翰大学的教务处时，主任却拿着推荐信，摇了摇头：“闫先生，不是我们不愿录用你，只是你在上海没有人脉，学生家长那边不好交代。我们这里的老师，要么是留洋归来的，要么是本地文化圈有名望的，实在抱歉。”

闫昂霄不甘心，又去了上海美术专科学校和几所中学，得到的答复却大同小异。有的说“名额已满”，有的说“需要本地户籍”，最伤人的是一家中学的校长，直言不讳：“北平来的先生？现在时局这么乱，谁知道你是不是赤色分子？我们不敢录用。”

从学校出来，闫昂霄走进一家茶馆歇脚。邻桌的人正在谈论上海的报业，他眼前一亮——他在北平曾为《北平晨报》撰写过古籍专栏，或许可以去报社试试。他立刻起身，前往《申报》的编辑部。

编辑部里人声鼎沸，记者们忙着撰写稿件，排版工人在一旁校对版面。闫昂霄找到编辑部主任，递上自己的专栏作品集：“主任您好，我在北平曾为《北平晨报》撰写古籍专栏，想应聘贵报的编辑或撰稿人。”

主任翻了翻作品集，点了点头：“文笔不错，对古籍的见解也很独到。可我们报社需要的是能及时掌握新闻线索的记者，或者有本地文化圈人脉的编辑，能拉到广告和投稿。你刚到上海，没有信息渠道，也没有人脉，怕是难以胜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