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子像一碗放坨了的面条，黏糊糊地缠在一起。言川开始在话剧院和咖啡馆之间两头跑，整个人瘦了一圈，眼睛却亮得吓人。

有次他指导演员排练“等待”的戏码，自己先示范——站在舞台中央，身体微微前倾，手指无意识地敲打大腿。就那么站了十分钟，台下有个场务居然看哭了。

“绝了！”山羊胡导演激动得胡子乱颤，“这种具象化的焦虑！这种沉默的爆发力！”

闻也飞伦敦回来了，带回来的不是大本钟模型，而是一本二手哑剧画册，扉页有某个过世大师的签名。“捡漏了，”他说，“在查令十字街旧书店，差点被个法国佬抢走。”

言川收下画册，第二天就用里面的动作编了段新练习。他模仿画册里那个“被困在玻璃箱里的人”，但加了个转折——最后用额头轻轻抵住看不见的玻璃，像在倾听另一边的声音。

“这个好，”闻也看完练习说，“比原版还扎心。”

话剧排练进入瓶颈期。有个女演员始终找不到“喜悦中的悲伤”这种感觉，NG了二十多次。导演快要薅光自己的山羊胡：“我要的是笑中带泪！不是面部抽搐！”

言川让全场休息。他走到女演员面前，掏出手机给她看了一段视频——是咖啡馆监控录像，画面里老陈一边看报纸一边笑，笑着笑着突然抬手擦了擦眼角。

“他在看儿子从国外寄来的明信片。”言川在本子上写。

女演员盯着屏幕看了很久。再试戏时，她笑得眉眼弯弯，可嘴角的弧度却微微下撇，像月牙倒挂在夜空。

全体鼓掌。

就在话剧彩排前一周，出事了。言川深夜从话剧院回咖啡馆，在巷口被几个醉汉围住。他们抢了他的包，发现里面只有笔记本和笔，气得把本子撕得粉碎。

“哑巴还写什么字！”醉汉哄笑着。

言川没反抗，只是蹲下去，一片片捡那些碎纸。有片碎纸上还留着闻也画的那个歪笑脸。

第二天他照常去话剧院指导，左手缠着绷带——捡纸片时被玻璃划的。演员们义愤填膺要报警，言川只是摇头。他在新本子上写：

“字在脑子里。”

彩排很成功。制作人看完激动地说：“这部剧会改变中国话剧的生态！”

只有闻也觉得不对劲。他看完彩排，把言川拉到后台：“你那个‘破碎’的动作改了？”

言川点头。

“为什么？原来的版本更好——像打碎的镜子还在反射光。”

言川沉默地看着他。许久，在本子上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