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的晨光落在监测站的玻璃上，把桌上的证据堆照得透亮——无人机拍的伪装船视频光盘码成小堆，废料箱的钢印拓片铺在中间，还有厚厚一叠船员供词，最底下压着那份从锈箱里翻出的会社报告，日文打字机的字迹已经泛淡，却成了最关键的“铁证”。

“海事局刚来电，外交部已经把追责函发过去了。”周老师走进来，手里捏着份传真件，纸边还带着打印机的余温，“报告里的投放记录、船次编号，和咱们截获的渔船信息对得上，日本会社这次赖不掉了。”她把传真件放在证据堆上，红色的“外交密件”印章格外醒目，“要求他们承担全部清理费、土壤修复费，还要公开道歉。”

林屿凑过去看，传真件里附着份清单，光“深层土壤修复”一项就列了五页，从吸附剂采购到蜈蚣草种植，每笔费用都标得清清楚楚。“咱们的污染档案派上用场了！”他翻出档案册，里面贴着历年的检测报告，“1988年的废油桶、1990年的电子箱，还有村民们捡的碎片，都能证明他们污染了十五年。”

消息传到村里时，张阿婆正带着孩子们在滩涂种蜈蚣草，嫩绿的幼苗沾着泥，在阳光下透着生气。“要我说，不光要赔钱，还得让他们来看看这片海！”她擦了擦汗，把刚捡的黑色碎片放进档案册新的一页，“让他们知道，咱们星屿镇的人，拼了命也护着自己的海。”

没过多久，日本会社的代表真的来了。穿西装的男人站在排污口的土坑旁，看着刚种上的蜈蚣草，又看了看档案册里的废料照片，头埋得越来越低。“我们愿意赔偿，也愿意协助修复。”他递过来份协议，上面写着“分三年支付120万修复款”，还有“派环保专家提供技术支持”的条款，“之前是我们的错，以后不会再发生了。”

可故事没停在“追责成功”。省级媒体的记者跟着来了，摄像机镜头对着滩涂的幼苗、监测站的设备，还有林屿手里的档案册。报道播出去那天，星屿镇的“全民守护模式”火了——周边村镇来取经的人络绎不绝，有人想学“联防队”，有人想建“污染档案”，连省城的环保部门都来邀请林屿，去参加“全国青少年环保论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