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非常感谢以上五位同学和老师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接下来有请星都大学社会学系叶淼老师对这五篇文章进行评议，评议后各位有需要的话可以进行回应。”

“今天这五篇文章，看似有些松散，毕竟都不是那种广义的、无所指的影像民族志，但都在处理更为具体的问题，这大概也是边老师他们将这几篇文章放在一组的原因。哪个具体的问题呢？影像作为一种重要的表征媒介是如何生成的，又受到哪些社会与技术条件的影像。带着这样一个大的问题意识，我觉得今天的几篇文章大概可以分成两个方向来看。”

叶淼一开始的几句话就让兰熙童受益匪浅，也不站在台上主持了，回到台下放着她的笔记本的位子上，打开笔记本，试图将叶淼的话速记下来。

“第一个方向，从社会摄影这部分来说，其实是一种很有意思的回望。当我们在讨论那些前沿的分析概念时，它让我们重新回到‘静态图像’这一传统又有力量的媒介方式上，重新思考影像如何在瞬时与永恒之间呈现社会经验。此时，我脑子里马上想到两位导演：王家卫和贾樟柯。

“……《东邪西毒》中呈现出时间与情感的流动；……《三峡好人》中展示了社会转型中时间的消逝。这无疑不再提醒我们去思考，影像如何不辍时间的裂缝与消散。

王老师的文章让我想到的是影像的社会生成性。一方面是观看的社会视角，另一方面则是图像的生成逻辑：谁在生产，谁在观看，谁拥有影像的主体性？这一点与李老师的研究形成了呼应：在技术迅速发展的当下，我们如何重新思考影像社会学/人类学走向人民与‘南方’[1]？在这里，我们还要去追问，‘人民是谁？’‘南方又在哪里？’这两个关键的问题。”

“……我想这里有一个技术性的追问。传统上，影像创作的门槛较高，人们更倾向于文字的表达，这是知识分子的一种先验认知。但如果从更原初的角度来看，绘画，比如最早的岩画，其实才是人类意义表达最早的形式。也就是说，人人都可以进入影像的表达过程。然而，当我们谈‘走向人民’或‘走向大众’的时候，仍需追问，谁是大众？他们通过什么平台生产影像？这些影像为谁而生产？是否需要翻墙？又有谁被观看？

“另一个问题则是与‘南方’相关。在信息茧房时代，‘南方’不仅仅是一个地理方位，也是一个被遮蔽、被延迟的声音结构。最后一篇文章就像是要讨论这个问题，即图像的自嘲与‘自我生产’似乎已经不再是原初的，而是一种不断循环的生产—消费过程，呈现出虚拟社会中的‘真实感’。影像的公共性在这里被重新界定——这种‘自嘲’的指向是什么？是否正如米尔斯所说，是一种 ‘take it to be’，一种‘被认为是真实’的机制？

“另外两篇文章则从内容上探讨了特定时代的文化建构。林老师的研究不仅填补了口述史的资料空白，也让我们重新思考电视剧生产中‘历史性’是如何被构造的。这里有两个值得进一步追问的问题：第一：文中提到的‘国初’具体指哪个历史阶段？第二，关于贵州民族女性形象的建构，它在性别与民族叙事额交织中呈现出则怎样的独特性？最终又回到了人类学最核心的关怀上，即媒介与表征。影像如何作为一种社会实践，承载、生产并再造关于‘人民’的想象与叙事？以上是我的评议内容，”

叶淼话音落下，兰熙童来不及敲下最后几句话，赶忙站起来：“几位老师有什么要回应的吗？”

场面一度安静，无人说话，兰熙童看了看时间：“老师，那咱们休息十分钟，然后下下个单元？”

“师姐，下一单元你来主持吧？一会儿轮到我发言了。”

兰熙童走到叶淼身旁，第二单元的原定主持人没有来，这让兰熙童有些不满以及不适应。她虽然过去几年只在国外参加过几次学术会议，可是每次她所在的分论坛都没有缺席的。实在无法真人到场，也会在线上参加。

结果回了国，却发现连每年一次的学术大会都有人临时放鸽子，可真够随意的。

第二天上午，前来报告的人又少了两个，不过也正因为如此，他们反而多了半个小时到一个小时的时间对这两天的会议内容做个总结和讨论。

11点时，刘美兰对上午的第三单元的所有报告做了简单评议，分论坛直接进入圆桌讨论环节。

“大家就这么坐着吧，椅子钉在原地，也没法真整出一个圆桌。坐前边的就转过身，说话大声点，让大家都听得见就行。”边之阳拿着话筒转过身子，靠在第一排课桌上。

“叶淼，今天是你主持，干脆主持到底。”

“好，那在大家讨论之前，我简单做个引言，也说说我的看法，抛砖引玉了。”

叶淼清了清喉咙：“我觉得咱们这次的所有报告几乎都和‘媒介’密切相关。大家的报告也大致分为两种，这与各自的学科路径有关。但无论如何，我们还是要保持人类学的底色，要有田野的深度。我注意到，年轻学者在理论与材料之间的转换越来越早熟，这挺让人惊喜的。我们当年本科、硕士的时候哪有这样的功底。不过我也看到有些同学在处理大概念时还不够细致，理论与经验之间的桥梁有待夯实。我就简单说这两句，接下来还是把话筒交给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