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灯熄灭后，林星晚没有立刻下车。她盯着前方漆黑的楼道口，手指仍搭在银杏叶耳环上，金属的凉意顺着指尖蔓延。停车场顶灯忽明忽暗，映得车内仪表盘泛出青白光晕。她缓缓松开安全带，拎起包推门下车，脚步落在水泥地面上，发出清晰的回响。

回到办公室已是次日清晨。她打开电脑，邮箱里躺着一封来自行政部的通知：运营总监陆沉言因私事暂离岗位，相关事务由副总监代管。通知措辞简洁，未提归期。她盯着那行字看了许久，关掉页面，起身走向会议室。

会议桌已坐了几人。沈明舟坐在主位，翻着文件，抬头看了她一眼，嘴角微扬：“林星晚，你来得正好。陆总监不在，‘青年传媒人才计划’的审批流程得重新梳理。你先把资料整理好，下午交给我。”

她没应声，径直走向自己的工位。

午休时，她去了陆沉言的办公室。门没锁，推开来，室内整齐如常，桌面上只放着一杯喝剩的咖啡，杯底残留一圈褐色痕迹。她走到他常坐的位置前，拉开抽屉——空的。文件柜也已清空。她转身看向书架，一本《文学理论导论》孤零零地立在角落，书脊微微翘起。

她取下书，翻开扉页。一张银杏叶书签夹在中间，正是她高中毕业时送他的那枚。叶脉清晰，边缘略有卷曲，像是被反复摩挲过。她指尖轻轻抚过书页，突然察觉内页有异样。一页页翻去，几乎每章空白处都写着同一句话：“等我。”

字迹从工整到潦草，墨色深浅不一，有的被水渍晕开，纸面微微起皱。她翻到最后一页，在页脚处看到几行未干透般发暗的痕迹，像被反复擦拭过仍残留的印子。她把书贴在胸前，站了片刻，转身离开。

下午三点，她拨通陆沉言的电话。提示音响起，随即转入关机状态。她又拨了一次，结果相同。接连三天，她每天打七次，时间固定：早九点、午十二点、晚六点。电话始终无法接通。

第四天，她走进档案室，调出项目组人员调动记录。在“陆沉言”一栏下，最新一条备注写着：“紧急调派海外总部，即日生效。”生效日期是校企对接会当晚。她盯着那行字，手指在打印键上停顿几秒，按下。

走出档案室时，迎面遇见行政助理。对方见她手里拿着文件，低声说：“听说是家里出事了，半夜来车接走的，连行李都没带齐。”

她点头，没多问。

当晚，她坐在书桌前，台灯照着那本《文学理论导论》。她将书平摊开，用扫描仪一页页录入电脑。处理到中间章节时，发现一段夹在批注之间的铅笔字：“那天在图书馆，我看到你站在楼梯口。我没敢抬头。”

她停下动作，盯着那行字。

窗外风起，窗帘被吹开一道缝隙。她起身去关窗，指尖碰到玻璃，凉得刺骨。回来时，目光落在书签上。她取出放大镜，仔细查看银杏叶背面——极细的刻痕组成一行小字：“2018.6.17，你说这片叶子像我们。”

那是他们最后一次一起去银杏林的日子。

第二天，她请了假，去了南城郊区那家律师事务所。前台登记后，她坐在等候区。墙上挂钟指向十一点二十三分。她等了四十七分钟，一名工作人员走出来，说：“陆先生上周已办完所有手续，后续事项由代理人处理，本人不再接待来访。”

她起身，道谢，转身离开。

所门口台阶上，一张被风吹皱的纸片卡在栏杆缝里。她蹲下捡起，是一张复印的行程单残页，印着航班信息。出发地：南城；目的地：苏黎世；日期：校企对接会当天；时间：21:40。乘客姓名被墨水涂去，只剩姓氏首字母：“L”。

她将纸片折好，放进口袋。

回程地铁上，她靠在车厢连接处，闭眼。手机震动，是母亲发来的语音：“你陆叔叔昨晚来送药，说沉言出国了，走得急，连声招呼都没打。他母亲哭了一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