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车伪装成“传染病防治移动诊所”，红十字的旗帜褪色，悬挂松动，但足够在法军与德军哨站之间蒙混过关。我们在两天后抵达卡昂，然后在当地抵抗者的掩护下，秘密前往位于城郊旅馆的一个联络点。在那里，我被菲利普转交给一个名叫阿方斯·杜篷的比利时人，他将为我准备新的身份资料——隶属瑞士红十字会，伯尔尼安娜·塞勒医院＊外派至法国北部的外科医生。

“你自己想个名字吧。”阿方斯笑着说，“红指甲，甜甜圈，雏菊花……战争里也只剩下这点诗意了。”

“拉文德。”我毫不犹豫地说，“Lavender Birkenberg。”

大概是姓氏的德味太重，阿方斯抬头看了我一眼，最后却没有说什么，只低头涂改手里的通行证明。

某种程度上，这个可以解释为瑞德交界区的姓氏更容易获取德国人的信任，加之我尚且算是标准的德语，足够让我在应对检查时游刃有余。

他当然不知道这姓与名，背后的含义。

维尔纳总是喜欢那些不声不响生长的植物。最喜欢的是薰衣草和白桦，其次是葡萄藤和蒲公英。

至于“比尔肯贝格”，那是维尔纳的姓。我不能加上那个“von”——那一点贵族的痕迹太醒目，太可能成为划破夜幕的闪电。我知道这并不理性，一位德国军官的姓氏，在现在的欧洲，无异于一把双刃剑，能开启信任，也能召来猎犬。

但这无妨，我亦无惧。

以他之姓，冠我之名。

我不知我们是否还会相见——所以我以名字，提前把灵魂托付给他。

战火可以让我身死魂灭，但它再也无法烧断我们的连结。

即使我死在没有他的地方，我也至少能死在他的名字里。

即使我们从未在教堂立誓，也从未交换过戒指，他甚至还没正式求婚——我仍愿意把一生都许给他。

即使……风雪过后，我们可能再也不会相见——被岁月和时代冲散，抑或被死亡分开。

我在卡昂剪短长发，把头发和眉毛漂成灰白，最后拔掉了自己另一边的后槽牙。维尔纳说他肩膀上的伤像两个车前灯，那我牙龈上对称的两个大洞，应该就算是车尾灯了。

终于，我辗转来到巴黎，并用新身份登上通往里昂的火车，再从里昂转车至日内瓦，进入瑞士境内。

车上不时有德国宪兵和法国警察巡逻，广播里除了报站，就是贝当的亲德言论，鼓吹“与占领军积极合作”，“出于法国民众利益考虑”，“重建和解的大陆，维护和平与秩序”。对面坐着的男人拿着《冲锋报》，报纸上大大的画着被丑化过形象的犹太人。车厢里除了孩子们偶尔发出的童音外，成年人无一例外，无人言语。孩子们的声音也被大人们迅速压灭在掌心下。

一名宪兵走到我面前，“请出示车票和证件，女士。”

我平静地将车票和刻意做旧后的新证件递过去。宪兵接过它，打量了我一会儿。

“瑞士人，神经外科医生？目的地是？”

“里昂，先生。”

“您去里昂的目的是？”

“转车至日内瓦，回到伯尔尼。我隶属于伯尔尼的安娜·塞勒医院神经外科。我于卡昂疫区完成医疗支援，属按期返回瑞士。”

宪兵眯起眼睛，冲我抬抬下巴。

我从手提包里拿出出境许可和瑞士红十字会的函件递给他。他把那几张纸像看考试卷子一样翻过几次，递还给我时，却停住了手。

“您的脸很有意思，绿色眼睛的医生小姐。像是含着一颗圆溜溜的糖果。”

“是吗？”我摸了摸尚且肿着的一边脸颊，用流利的法语说，“我在临行前拔掉了两颗智齿。希望您永远不知道智齿发炎有多痛，先生。”

“不不，我不想知道。请容我说，您的法语真不错。非常标准，像受过专业训练一样。”

“您是对的。”我微笑着解释，“自从1940年起，林林总总地加起来，我已在法国支援过两年。如果我的法语不够标准，不仅会导致我误诊，也会导致病人听不懂我的话。而且，语言是我们外派医生的必修课。”

宪兵看着我，终于点了点头，松开手。

然后，还算礼貌地退出了包厢。

包厢里终于恢复静默。只有坐在我对面那个男人翻阅报纸的声音。报纸对着我的那面已经换了版面，这一次，对着我的那一面，用极度夸张的大字写着“犹太人是恶魔的后代”。

——可打着驱魔旗号的无差别屠杀，本就和恶魔的所作所为，无甚区别。

我们所在的这个世界，已经疯了。

而就是在这个疯了的世界里——命运安排我遇见了一个努力保持清醒的人，所以我现在还能活着坐在这个疯了的世界里，走着我自己选择的路。

我看着自己在火车窗上的倒影，伸手在车玻璃的雾气上写了一句“Werner und Ethel”。

再伸手将它们擦去，写上一句“Birken und Lavender”。

——这是我重生的仪式。

我再也不是圣马洛主宫医院诊室里的艾瑟尔·柯克兰。我是拉文德，拉文德·比尔肯贝格。

她只与一个人有关。

她只与维尔纳·冯·比尔肯贝格有关。

维尔纳，我们会一起活到战争结束，直到我们再次迎来春天——

我会在薰衣草的摇曳里，在托斯卡纳的阳光下，在地中海的海浪声和鸽群的环绕中，对你说：

“我爱你。我从未后悔。”

——

＊安娜·塞勒医院：伯尔尼大学附属医院的前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