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1942年就这样在牢里到来了。

走廊尽头传来玻璃杯碰撞的清脆响声。庆祝永远不会因为战争而停止，因为节日和纪念日可以成为一切事情不合常理的借口。人无法选择是在圣诞节死去和在普通的日子死去——明明都是死，却往往被赋予了不同的寄托和想象。

某个军官笑得太响，士兵们带着脏话和黄腔的喧闹声隐隐传来，仿佛白天那些呻吟，叫喊，被拖走的死刑犯都不曾存在——我在那天被拖回监牢时，才第一次见到那位审讯官提到的克洛德·米歇尔。他不会见到我，因为他已经被枪决，正被拖出刑场，地上长长的几道血痕比纳粹的红袖章更刺眼，又被德国人的靴子迅速踩踏成一片狰狞的乌黑。

“别看了，女医生——你是上尉的情妇，或许能死得比这些人体面点。”

宪兵扽住我的头发，强行逼迫我把头扭回来。我咬着牙，不发一言。

“为和平干杯！为德意志干杯！为近乎完美的作战部队干杯！”

“在元首的带领下，我们将势不可挡地迈入胜利的下一年！”

有人在用德语读着新年贺词。听到听觉神经都要腐烂的《Horst Wessel Lied》的旋律，混着士兵们的欢唱声和醉酒的咿呀声，掌声，跺脚声，飘散在监牢污浊的空气中，像蟑螂和虱子不停歇地爬进我耳朵里。

我就在这样的喧闹里，听见了熟悉的脚步声。

那些粗鲁，暴躁，刻板的节奏里，唯独我的维尔纳，他的脚步是沉静的，是舒缓的，是自圣马洛的第一场大雪而来的。

我隐约听见维尔纳对宪兵说“转运至雷恩……假期……黑市”，才知道我要被转运的事实。

但无论如何，我们终于再次相见了。

虽然隔着一道牢门。

维尔纳看着我，额角有轻微的淤痕，眼神疲惫得不像话，却仍然温柔得一塌糊涂。他眼底遍布血丝，嘴角残留着释然而平静的微笑——那是我只在临终者脸上见过的笑，是他们对命运落下的审判锤，最后一次的礼貌回应。

我把手伸出去，他会意地低下头，让我轻抚他受伤的额角。我几乎可以听见他呼吸的声音。

“还痛不痛？”他说，“你看起来很可爱，像只小仓鼠。”

“好多了。”我回答，“凑巧，施密特医生来监狱进行过例行传染病检查。他偷偷给我扔了磺胺粉和医用纱布。”

“他的名字是沃尔夫。”

“很好的名字。维尔纳，”我轻声唤他，“你还好吗？”

他没回答，只笑了笑，用只有我们两个人能听到的声音说，“今天，我本来想借着新年给你补过圣诞节的。圣诞那天撤下来一批伤兵，你一台接一台的手术，做了一通宵，我又不能去医院明着找你……果然，做事要趁早，我现在成了鸡毛都买不起的穷光蛋了。艾瑟尔，你不会嫌弃我吧？”

“当然不会。我还想问你，嫌不嫌弃我让你倾家荡产。”我看着他，慢慢地弯起嘴角，“那天我原本想煮蔬菜汤给你喝的。”

“我还以为你会做土豆浓汤。”

“等我……嫁给你之后，”我认真地说，“我一定学着做。你负责教我。”

“我会的。另外，你做的很好，艾瑟尔。你真的特别棒。他们已经认定你没有审讯价值了……这意味着你不会被单独转运。SD如果亲自督办，克劳斯也没办法干涉太多。”

“那你呢，你怎么样？你还好吗？他们逼你承认……协助我？和我有不当关系？”

维尔纳摇了摇头，“我都没承认。我只承认了一件事。”

“什么？”

“我爱你。”

我忽然什么也说不出。

只有维尔纳的声音，在空气中静静流淌着。

“在亨利医生的掩护下，我联络上了你们的人。那个装作哑巴的青年，他们叫他菲利普。你帮他们送过磺胺。他是‘影集’和‘不眠者同盟’里举足轻重的参谋。——也是他愿意帮我。”

“他们愿意相信你？”我有些不可置信地问。

“他说，你曾对他们说，‘他是个天使’。”维尔纳淡淡一笑，“他们不太相信——但愿意听听我怎么说。”

“你怎么说？”

“我说，我是个背叛帝国的混账，但我真心爱着一个姑娘。”他望着我的目光□□水，“我效忠于她，她是我的信仰，我的生命，我的灵魂。我愿意背叛整个第三帝国，只为给她煮一杯她最爱的英式奶茶。”

我忍着没哭。我试着对他笑。

然后我终于柔声说了一句：“这是我们第一次跨年……居然在这种地方。”

他隔着栅栏，轻轻点了下我额头，又覆住我的手。

“没关系，亲爱的，我们还会有很多新年。我答应过你，我们会一起活到战争结束。”

外面传来脚步声和谈笑声。他松了手，重新站直，恢复成一个被打磨得没有任何表情的普通军官。

我点了点头。

拒绝已经没有任何意义。除非我现在死在他面前。

铁门合上的声音格外刺耳，却是我们第一次“厮守”的跨年晚钟。我坐着，静静地数着心跳：七十次每分钟，一小时四千二百次，两天就是十二万六千次。这些心跳都在告诉我：你必须活下去，你不能让这份爱死在一切尚未结束之时。

——我们一定还会有很多新年。

当然，如果我们……都活着。

我们。都活着。

士兵们饮酒作乐到深夜后，借着松散的空隙和他口中让他成为“穷光蛋”的打点，维尔纳再一次出现在我面前，穿戴整齐，军容军纪依旧堪称完美。

一切看上去仿佛照常。似乎他等下还要回指挥部值夜班，铁栏之外也不是一座人被活活蒸煮，绞杀，拷问至骨肉剥离的“文明军事据点”。

他将一套女护士的外套塞进牢里。那是本地红十字协会的旧制式——偏灰的棉布制服，左臂缝着小小的红十字徽章。

“换上，藏在大衣里。囚犯转运一小时后开始，你想办法掉到最后，到外面时，趁乱混进医疗物资转运车，他们会在医院第一次停车。那时，你要跳下去，经过医院后院的走廊，跑进地下仓库，进地道，菲利普会带你走。”他以只有我们两个能听见的声音说，“别回头——战时最危险的就是回头看。”

“转运的人清点人数时怎么办？”

“他们的第一反应通常是到处寻找，不会声张。我们还有时间。囚犯逃狱，负责的宪兵会第一个被问责，他们会想方设法掩盖，没人愿意被送上军事法庭。他们掩盖和推卸责任的时间，就是我们的窗口期。”

我点点头，边换衣服边低声问：“你呢？你要怎么逃出去？”

我其实已经猜到了答案。但我还是问了。

那些我逃生的线路里——都没有他的归宿。

他果然摇头，“我留下。”

我猛地抬头看他。他也看着我。

那种目光——像是病房里那些生命垂危的人，灵魂变成幻影抽离出来，恍然站在自己的病榻前，凝视行将就木的自己。甚至还带着□□的血污和倦容。＊

我顾不上自己还没穿好的衣服，扑到窗前，用力握住他的手，颤抖着出声，“你疯了……他们会把你交给SD，你——”

维尔纳回握住我的手指，轻轻抚摸着，温和又平静地微微一笑，像只是在告诉我他要给我煮土豆浓汤，而且学了新的做法。

“不会的。我有我的计划，只是来不及说给你听。我答应过你的事，从不会食言……你太大声了，小苹果女士。赶快把衣服穿好。”

他在试图让我轻松些。他的笑容是军人们特有的，在战场上预备好迎接命运的，苦酒一样的笑容；此时此景，作为他竭尽全力要保护的爱人，我也必须强行咽下从腹中和胸口翻涌直上的恐惧和绝望。

他从袖口取出那把□□PPK。我认识这把枪，它曾在我解开他外套时，冰凉地搁在他肋骨下方，也曾被他在圣马洛的海风中放在我手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