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初的花旗国大学，尤其是顶尖的理工学院，对华人学生存在着根深蒂固的偏见和限制。这种歧视不再是中学校园里那种直白的孤立或幼稚的欺凌，而是演变成一套更加“文明”却更为致命的系统。

首先是直接在专业选择上进行打压。

像物理学、某些尖端工程学等被视为关系到国家未来竞争力和核心技术的“热门”专业，表面上招生简章并未明文排除华人，但在实际操作中，录取委员会对华人申请者的审核标准会变得异常严苛，总能找到“学术背景不足”、“语言表达有缺陷”等似是而非的理由予以拒绝。

一种普遍流传在教授圈子里的潜台词是：“华人或许能做一些基础的模仿性工作，但缺乏真正的科学创新思维，无法胜任这些需要高度抽象思维和创造力的领域。”

他们试图从源头上，掐断一个古老文明通过学习科技复兴的可能。

张惊杭最初意向的专业是物理，但她很快从advisor，负责他们这一届毕业生的学术顾问那里，感受到了无形的阻力，对方委婉但坚定地暗示，以她的“背景”，选择化学或生物学可能更适合，也更容易获得资源。

这种事情在现在的花旗国并不奇怪。就如同好一点中学和大学都不乐意为黑人和黄种人敞开大门。

她立刻明白了这其中的关窍，心里冷笑，但面上也未争辩。只耸耸肩，好似无所谓的自己的升学单上改写下了化学和金融两个单词。

但是即便如此。正式进入了宾夕法尼亚大学后，原来的小团体被再次打破，她需要迅速适应一个新的环境，以及这个环境下形成的本就不那么公正的规则。

在这里几乎拥有着当今几乎最顶尖的实验资源和导师指导，但这并不意味着，在这里的每一位学生都能拥有这一切。

大学的实验室，尤其是那些由知名教授主持、拥有最新设备的核心实验室，几乎默认是白人男性学生的领地。

华人学生往往被分配到一些边缘的、重复性的、或是辅助性的研究任务。

那怕张惊杭有着无可挑剔的理论成绩和入学考试中近乎满分的表现，依然在申请进入该教授主持的、关于有机合成方法学的实验室时，再次遭到了婉拒，理由冠冕堂皇：“实验室位置已满，且当前研究项目对基础要求极高。”

这样的打压和排挤，已经不是第一次了。就如同在图书馆中，她想要借阅一些最新的德国化学期刊合订本，图书管理员也会仰着下巴，高傲又毫不掩饰鄙夷的告诉她：“这些资料仅对研究生和教授开放”。

但是，转眼和她同班的白人男生就能轻易从图书馆借到这些数据。

还有在小组课题中，她的一些不错的建议和想法常常被老师理所当然地采纳，却在报告时成小组整体的功劳，不会给与被应该得到的个人分。

这些打压并非疾风骤雨，而是如同阴冷潮湿的霉菌，无处不在，缓慢侵蚀着机会与公平。有的源于警惕戒备，有的源于漫不经心。

张惊杭早已习惯了这种“学术上的冷暴力”，有时候心里也气，但是在别人地盘上，能做的到底有限。不过想一想那些靠着国家公费出国学习的学生，待遇处境，甚至物资上还不如她，但是每一位回国后都成为了各行各业的领军人物。

张惊杭心里就平和了许多。不免想起前前世，在网络上看到的一句打鸡血的话，那些打不死我们，终究会使我们更强大。

她如今这才哪到哪呢。

不过，张惊杭自来都是那个面上在如何风光霁月，内心都是那个实打实睚眦必报。

既然同学和老师有意无意对她进入实验室打压，那她反手，就借用安德森在洛林家的关系。

洛林家作为宾夕法尼亚大学的长期重要捐赠方之一，其家主还担任着宾夕法尼亚大学“荣誉校长”的头衔。一通来自洛林家族办公室的电话打到副校长那里。

几天后，张惊杭的名字才被“特批”加入了那个她原本无法进入的实验室名单。她知道，这并非源于对她能力的认可，而是资本与权势的力量。在白人老师和同学们不爽的目光中走进实验室。这种“特殊待遇”并未给她带来任何喜悦，反而让她更深刻地体会到了自己这层身份在现在学术圈里的“原罪”。

进入了实验室，歧视并未结束，只是转化了形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