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92年的“南方谈话”开始，社会呈现出巨大的活力，毛文博小时候跟毛健全走在南粤的大街上，看见的自行车、打口碟、录像带、牛仔裤、吊带裙、大波浪，在东部沿海敞开的大门里，源源不断吹拂着来自太平洋湿润的风，浸润在其中，便能隐隐约约遇见一种希望。这时心比天高，也没人会嘲笑你命比纸薄，这是奋斗者的黄金年代。

过去的一年里，悍匪横行、叛徒告密，“长三乙”火箭梦碎西昌，也有百万移民泪洒长江。以及千万职工，仍旧在陆续下岗。时代巨轮一往无前，所有的忧愁、期待、不甘与留念，都如同船尾的绵密的细浪，被巨轮甩在身后，最终消失在广阔无垠的海面上。

一九九七年的新年前，玻璃厂裁下一批工人，有的是从三峡移民的贫农，有的是煤矿的昔日工友，现在的形式，工作不好找，国家支持个体户经济，可上一辈的人们都是在工厂里，从出生到工作，任谁也不想下岗。

湾东塔山路幸福家园小区，雍淳杰放寒假回家，拖着他的被褥行李，目前高二，预计考大学。分配房在六楼，雍勇照例到公交站接儿子。自从雍淳杰上中学后，父子俩几乎是半年一见，每次都有新的变化，长高了、变成熟了、懂事了。

去年移民还未开始的时候，玻璃厂招工，有限招景星煤矿的工人，雍勇几年没工作，家里一直靠秦正梅撑着，她在文工团跳舞，一直待在团里。近些年下岗潮，秦正梅的工资也降了点，煤矿关停的经济补偿金，因为雍勇不是在岗工人，也没拿到。他只好在湾东的耀福玻璃厂做临时工人。

“今天没上班吗。”雍淳杰问。

“没有。”雍勇个头矮，现在跟儿子说话都得抬头看他了。

“妈什么时候回来。”

“年后吧。”雍勇说，“过年这几天不好抢票。”

他没告诉雍淳杰，其实去年玻璃厂也有下岗指标，首先下岗的，便是他这种临时工人。现在每天也会去玻璃厂，在厂房外的教室，有个下岗再就业培训班，都是与他年纪一般大的工人。教室里挂着横幅，“失业不失志，学习培训再上岗”。

九十年代，是千百万人的悲欢离合。有人从一个岗位走向另一个岗位、从一个城市迁移到另一个城市，在动辄二十个小时的绿皮火车里，在两岸猿声阵阵的长江渡轮上，经历这个国家的巨变。

雍淳杰拉着行李，回到这个他并不熟悉的小区，事实上，他在学校里待的时间比在这个家的时间更久一些。

雍勇陪他收拾好行李，吃过饭，最后还是把自己“又”下岗的事情说了。

“早知道当初你上中专就好了，读三年出来就包分配了。”雍勇满面愁容，睁眼闭眼似乎就是钱和生计。儿子明年高中毕业，读大学要一笔钱，以后找了媳妇，得办婚礼，得有彩礼。生活的重担似乎压在这个不足一米六的男人肩上。

他想去当棒棒，别人嫌他矮瘦，觉得挑不起多少行李，也没学个一技之长，以前筒子楼里的付梅和张强国，两人的小店经营起来，不知赚了有多少。两人也没要孩子，有钱自己花，还决定出国去新马泰旅游。

雍淳杰自小懂事，也觉得父亲说得对，只是两人并不知道，自1996年中专改革后，招收的学生便不包分配。97年后，城里的中专学校，老师们上门，问学生考了多少分，没考上高中的话，可以去他们那读中专。中考三百分和六百分，上同一个学校。

信息传播是有速度的。中专读三年，包分配，有补贴，有的还免住宿费，许多农村、县城学生，成绩好的，家里缺钱，全指望读完中专后分配工作，有的一个月能拿一千八。教育改革，农村的信息得滞后两三年不止，那时候的中专生，便成了社会进步下的牺牲品。

年关还没过，池岁星望着放在他书桌上的两把弹弓，小孩时常把玩，没有落灰。弹弓并不崭新，有些小刺、拐角，也已经被小孩磨得平润。他呆呆的坐在桌边看着，今年的新年显得格外冷清，池建国跟毛健全要加班，文丽萍跟付梅这两天也在忙早餐铺的事，年关将至，正是好做生意的时候。

家里只有池岁星和毛文博。游戏，有点腻了；作业，提不起干劲；出门，外面太冷。池岁星看着家里的座机，旁边是池建国写的电话簿。他跟毛文博正在沙发上看电视，裹着被子，小孩起身，外面的冷空气便直往里钻。毛文博跟他一起站起身，被子才没被扯掉。

“给谁打。”毛文博问道。

“爷爷。”池岁星说，他翻开电话簿打了电话。

座机的声响在电话筒传来，嘟囔两声，许久没人接。空旷的客厅里，电视里放着广告，夜幕渐临，捎上天边的帷幕，屋里还没开灯，暗下一片。池岁星挂断电话，打算等池建国下班到家，再问他什么时候回老家过年。他没太在意电话为什么没人接，电视里的广告播完，他也没翻过那个电话簿。

其后几天，小孩却时常回忆起它来。那电话簿上，原本一排排，写了许多号码和姓名。簿子很小一本，于是连带着写在上边的号码和名字，也都极小极小，加上钢笔浸墨，纸页老旧泛黄，许多字，已经看不清了。有的常用，重新写过，有的干脆就随着时间一起老去，还有的，在上边划了一道横线。

某天深夜池建国接完电话，便惶急火燎叫池岁星准备行李，要回一趟老家。小孩还很高兴，终于可以回去找海螺玩，准备让毛文博也一起收拾。

“哥哥不一起。”池建国说。他没来得及告诉池岁星为什么，便匆匆打电话给其他人。二叔、表叔、阿公、姑婆、大姨。

小孩呆愣愣地站在池建国身边，池建国每打通电话，便会通知。

“我老汉死了，下星期下葬。”

他说的轻描淡写，仿佛只是一个传讯员，身前事已尽，下葬似乎也只是做给亲戚看。

池岁星拉扯着池建国的衣摆，“爷爷死了吗。”

“嗯。”池建国说，“刚刚死的。”

“怎么死的。”

“躺床上死的，心梗。”

“怎么就死了。”

小孩执拗追问，却发现似乎无能为力，他想哭点什么，哭出声，或者哭点眼泪出来，张了嘴，发现一无所有。好像悲伤已经顺水流去，随河再不回源头，他觉得这样不好，总要表现点什么，抬头看着池建国，他也没什么表情，把电话簿上的亲戚，一个个通知到位。

池岁星一家要先回老家，布置灵堂、守灵、办席，至于毛家，大概不会回去的。总是池岁星千般要求，吃“死人饭”，老一辈都觉得小孩参加，会沾上些不好的东西，尽量不让小孩子参加。于是这趟回老家的旅程，只有池岁星一个人了。

第二天早上一大早，他便背着书包，跟爸妈出发了。这次回去呆不了几天，因此只背了个小书包，手里攥着弹弓。

冬天的天空还未亮堂，毛文博叫醒小孩，今天他要回老家。

“我不想回去。”池岁星蜷缩在被窝里。

“你就去几天。”毛文博说，帮着小孩换上衣服带好手套。

池岁星摇摇头，但他明白自己得回去。站在门口朝毛文博再见，接下来几天，毛文博多是一个人在家，池岁星把自己的钥匙给了毛文博，这样毛健全上班的时候，他自己一个人也能出门。

以前回老家，要么是过年过节回去，要么是寒暑假回去玩，总归是开心的。

池岁星背着书包，在空中呵气，雾气飘往空中，车站外闪烁的路灯还未维修，文丽萍担心小孩晕车，在车站的小卖部买了盒话梅糖。池岁星拿着一颗含在嘴里，原本应该酸甜的硬糖似乎只有一股苦味，在嘴里蔓延，逐渐延伸在身体的每一个角落。

到陶源的时候刚到中午，灵堂放着黑白照片，插着香烛，村里的乐队演奏起哀乐，亲戚们一拥而上，微笑着打着招呼，有说有笑。池岁星不明白他们怎么还能笑得出来，只是木讷地跟着阿公，给爷爷磕头上香。

年还没过完，这会儿村里正是人多的时候。院外摆着流水席，热火朝天，香味扑鼻。池建国招呼他们好吃好喝，等会还能喝酒打牌，角落里，只有池岁星孤零零坐在一旁。有时来了亲戚，池建国跟他说，这个喊姑婆、那个喊大姨、另一个喊老辈子。小孩只是点头喊，亲戚们自会夸奖小孩懂事。

“你回来啦。”

池岁星听见声音，抬头看去，海罗站在他身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