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天晚上仍旧是和卢校长吃饭。

卢校长话多，但不让人厌。他把吉林大学法学院的学科评估、保研率、往年在的录取位次一条条掰开来讲，又拿笔在招生计划表上圈了几个数字。

父亲偶尔插一句，问得都在点子上。

母亲更多是听，只在卢校长说到“长春冬天最冷能到零下三十度”的时候，轻轻“呀”了一声。

钟翙坐在那儿，筷子没停，耳朵也没停。她听卢校长讲吉大法学的历史，讲那些从东北走出来的法律人，讲长春这座城市在建国初期的工业底子。

她脑子里拼图一样地落着：吉林大学、法学、长春、东北。这些词一个一个地嵌进去，不觉得突兀，甚至有种隐约的妥帖。

她想起高二那年冬天下了场不小的雪，她在阳台上站了很久，看雪花落在梧桐树上。母亲喊她进来，说“冻着了”，她嘴上应着，脚却没动。

她自己也说不清为什么喜欢雪。可能是喜欢那种“不一样”的感觉——江淮的冬天总是阴冷潮湿，雪落地就化了，泥泞一片。而东北的雪，她在书里和电视上见过，干爽、蓬松、厚厚地堆着，踩上去会“咯吱”响。

“翙翙，你觉得呢？”卢校长忽然问。

钟翙回过神，说：“我觉得挺好。”

父亲笑了，对卢校长说：“又是‘挺好。’”

卢校长也笑：“‘挺好’是好事。姑娘心里有数。”

钟翙低头扒了最后一口炒饭。米粒已经有点凉了，但味道还在。因为确实如此。她很少激烈地要什么，也很少激烈地不要什么。

但今天她心里多了一点什么——像是自己主动迈了一小步，虽然那一小步也是顺着父母铺好的路走的。

饭局结束，卢校长先走一步。

“翙翙，”母亲忽然说，“长春是真的冷。十一月份就开始下雪了，厚羽绒服要准备了。”

“嗯。”钟翙点头。

“你爸可舍不得你喽。”

钟翙笑了一声：“那让他跟我一起去呗。”

母亲也笑：“你爸要是出差当然会去看你。”

“我知道。”钟翙挽住母亲的胳膊，把脑袋靠在她肩膀上。母亲的羊绒衫很软，带着淡淡的洗衣液味儿，还有一点她自己的味道。钟翙闭了闭眼。

父亲从收银台那边走过来，手里捏着发票，朝她们扬了扬下巴：“走了。”

车从地下车库开出来，灯火在车窗上流淌。钟翙坐在后座，看着窗外。路上的梧桐树连成一片，路灯从叶隙间漏下来，一格一格的。她忽然想起小时候，也是这条路，父亲骑自行车带她，她坐在前杠上，母亲骑另一辆在后面跟着。那时候父亲还很年轻。

7月14日，官网上查询到录取吉林大学，专业法学。

她掏出手机，发了条微信给朋友：“定了，吉林大学，法学。”

朋友秒回：“真去东北啊？”

“嗯。可以看雪。”

“你疯了。零下三十度。”

“穿厚点，到时候一起去爬长白山。”

“好”

朋友爱玩，和她一样。

钟翙没再回，把手机扣在腿上。

接下来几天，家里开始动起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