警察答应设法知会某某某方面，但《星期八》杂志用词含糊带疑，属于主观揣测，在法律层面很难界定为硬性诽谤。

明知一场无妄的灾祸即将降临，却可能什么都拦不住。从派出所出来，已近凌晨两点，宋蓉和潘迎雨坐在番禺一家露天酒吧喝酒，像在月牙泉初相识一样，一边喝一边哭，一边哭一边说。

宋蓉怪自己做事毛躁，没想过缓兵之计；潘迎雨怪自己贪吃，去顺德探店明明下午就能回广州，偏要吃了晚饭才回。

两人一起自责缺乏江湖经验，只喊了三个朋友同往印刷厂，其实该去夜场喊上一帮混混，趁乱拍到排版定稿内容，连夜去香港。慈善拍卖会后通常会有答谢晚宴，哪怕来不及堵到某某某，也要努力从同行口中买信息。

第二天一早，新一期《星期八》铺满广州报刊亭，比一贯的发行时间提前两天。流言迅猛传开，坊间添油加醋，杂志被抢购一空。

潘迎雨深恨公司胡作非为，辞去主编职位，和宋蓉共进退。两人开始找新工作，潘迎雨被猎头挖到潮牌服饰出任创意总监，宋蓉挂在招聘网站的简历被网站人事专员搜到，打电话邀请她到上海。

宋蓉接受邀约，能做设计，薪水也比广州高，还是她喜欢的上海，为什么不去？

八卦杂志向来以捕风捉影为乐，只凭两行耸动的标题、几张不甚清晰的视频截图，再用“疑似”一词，安全地把诋毁传遍四面八方。

袁宜问这个某某某是谁，谢湘南说出她的名字。《星期八》事件后，某某某的形象被毁，她那些高雅尊贵的品牌代言和清丽如兰的屏幕角色，都沦为笑柄，她维权不成，在影视圈沉寂下去。消沉多年后，她复出，演点边角料小角色。

古往今来，造黄谣对女人都是杀器。即使她自己不在意，但公众热衷行正义之名，他们一边假装骂，一边求资源，更多，要看更多，然后踏上一万只脚，毁掉一个人在行业里摸爬滚打积攒的口碑和名声。

众人皆叹息，气氛凝重。姚友梅忽然想到年少时在生产大队认识的一个姐姐，姐姐爱好文学，是公社的笔杆子，写的社论文章经常被贴在宣传栏，还在省报上发表过。

1977年恢复高考，姐姐考上大学，却有风言风语传出，说她搞破鞋——有人看见她在后山玉米地和别人的丈夫不清不楚，不是一次两次。

姐姐政审不合格，被取消录取资格。没几个人知道，作风问题只是造谣，真实原因是姐姐被人告发她写的文章崇洋媚外，有反动思想。

姐姐没有得罪谁，但她考上大学本身，招人忌恨。落榜的想拉下她，考得不如她的也想拉下她，他们众志成城，除之后快。

姐姐的偷情对象莫须有，她无法自证清白，甚至不能开口喊冤：她是写过西方工业技术较为先进，劳工权益保障体系也值得借鉴。这观点新奇吗，不新奇，用心险恶吗，也没有，但有人存心想阴你，并不需要多么站得住脚的理由。

举报信一封接一封，如不处理她，经手人和单位都会被牵连，会被举报包庇她，还得承担监管不力、多次失察的责任。非亲非故，为什么要保住一个会给众人带来风险的人？

这些话都不能放在明面说。如果姐姐抗辩，只会被更多人知道，这是对付她行之有效的手段。

姐姐写过的普通句子，可能被进一步扭曲，成为罪证，从而被新一轮打击报复。因言获罪，古来有之，她不想连写作的资格都被剥夺，必须隐忍，留得青山在。

得逞的常常是小人，小人们不会说是自己举报，只会奔走相告：老早就觉得她妖里妖气，多亏有关部门明察秋毫，公正处理，大快人心！

姐姐被扣上乱搞的帽子，路人误信，鄙夷者众。那个时代，人口流动受限，姐姐背负污名，留在食品厂工作，每天罐装本地盛产的一种红辣椒酱，辛勤工作，但谣言缠住她，她一直没有婚配。

姚友梅还记得，宋蓉出生那年秋天，政策宣布农民可以自理口粮，外出务工和经商，姐姐远去广东。

几年后，姐姐回到长河镇，看衣着打扮，她过得很好，有人说她在外做皮肉生意。派出所的人说，她是回户籍所在地办理高考手续，她还想圆大学梦。

十年间，社会发生巨变。高分是姐姐的通行证，她如愿考上大学，进入高等学府。这一次，没人能用阴谋诡计挡住她奔向远大前程，时代终于成全了她。

姐姐读大学时年过三十，风凉话伴随着她：这把年纪还读什么书，嫁人才是正道。那时，姚友梅觉得有道理，现在她充分理解，不是所有女人都把婚育当回事，她们另有追求。

陈文杰请谢湘南继续讲下去。网站关张后，宋蓉说事业运有点差，总碰到一些唯利是图的恶人，《酷Girl》是，《星期八》是，购物网站还是，只有在白领之星还算工作顺心，但那是个草台班子。

都说否极泰来，宋蓉笑言即将时来运转，谢湘南想让她开心，报名参加旅游团，去北欧看极光。宋蓉说过，童年时从《探索》杂志上看到极光图片，很想亲眼见到那瑰丽的色彩。

宋蓉买房后在广州落了户，两人从广州前往冰岛。在二手店，宋蓉买了一对橙黄色的情侣咖啡杯，回到酒店房间，她哼着歌做胶囊咖啡，递给谢湘南一杯，谢湘南赞美咖啡香浓，掏出戒指，跪地向她求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