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军的工资，林清后来帮他讨了回来。

不是通过法律，是通过苏棠。她拿着马德胜签了字的欠条，去银行取了钱。现金，厚厚一沓，用橡皮筋扎着，还带着银行的封条。三个月，九千六百块。每天在十二层高的脚手架上爬来爬去，顶着夏天的烈日、冬天的寒风，一个月三千二。这点钱，在这座城市不够租一间像样的房子，不够请朋友吃一顿像样的饭，不够给老家的父母寄一次像样的生活费。但对李军来说，这是他的全部。

苏棠把那沓钱交给了陈小军。陈小军接过钱，手在发抖。他把钱放在桌上，一张一张地数，数了三遍。然后他从里面抽出一张，递给苏棠。苏棠摇摇头，说不用。他又递了一次，苏棠还是摇头。他急了，拿起笔，在那张写着“谢谢”的纸上又加了一行字：

“这不是我的钱。这是李军哥的。我要还给他。”

苏棠的眼圈红了。

“李军哥已经用不上了。”她轻声说。她不确定陈小军能不能读懂她说的话，但他读懂了她的表情。他低下了头，把那沓钱抱在怀里，抱得很紧，像抱着一个不会说话、不会动弹、但还没有完全死去的亲人。

林清后来去了一次那个工地。脚手架已经修好了，换了新的木板，加了新的护栏。工人们戴着安全帽，在烈日下重复着李军生前每天都在重复的动作——搬砖、和泥、绑钢筋。没有人在意那块曾经让人坠落的地方，也没有人在意那个坠落的人叫什么名字。工地的入口处贴着一张新的安全告示：“注意安全，珍惜生命。”下面签着马德胜的名字。马德胜还在看守所里，等着开庭。他的位置由另一个工头接替了，姓什么，没有人关心。

林清站在那栋还在施工的大楼下，仰头看着十二楼。阳光刺眼，他眯着眼，看到几个模糊的人影在脚手架上移动。他们很小，很小，像蚂蚁。一阵风吹过来，脚手架发出吱吱呀呀的声音，像某种动物的叫声。林清低下头，把李军那块手表从口袋里拿出来。他一直没有还回去，不知道该还给谁。表盘已经修好了，换了一块新的玻璃，指针在走，咔嚓咔嚓，无声地走。他把手表戴在自己手腕上，表带有点紧，勒出了一道红印。

他回到法医中心，把李军的尸检报告、陈小军的证词、马德胜的欠条、那段监控视频的截图，全部放进了储物柜。第十五把锁。

苏棠靠在墙边，抱着她的笔记本。

“林医生，你说李军被推下去的那一刻，他在想什么？”

林清想了想。

“也许他在想，如果他能喊出来就好了。如果他喊了，下面的人会听到，也许有人会抬头看，也许有人会跑过来接住他，也许不会。但他喊不出来。他这辈子都没有喊出来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