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走后那几天，陆征没有掉一滴眼泪。他照常起床，照常刷牙洗脸，照常把苏昱留在灶台上的粥喝完。方屿打电话来说工地那边歇几天，他也没多问，挂了电话继续坐在沙发上，打开电视调到动物世界，就看录下来的企鹅那集。公企鹅站在冰面上，肚皮底下藏着蛋，被风吹得东倒西歪，但它一动不动。他看完一遍就重头再放，看到苏昱傍晚从修表店回来才把电视关了。

苏昱把从面馆带回来的馄饨放在灶台上，也不问他今天看了几遍企鹅。只是把馄饨热好端到茶几上，一碗推到陆征面前，一碗自己端着，坐在他旁边。有时候两个人各靠沙发一头，中间隔着半个人的距离，不说话。有时候苏昱会说他今天修了哪块表，表主是什么人，那块表有什么故事。陆征听着，偶尔嗯一声，偶尔问一句“修好了吗”。苏昱说修好了，他就点点头。

“今天修了块老上海，表主说那是他爸留给他的，几十年没修过了。”苏昱把脚蜷在沙发上，脚趾在陆征的大腿旁边轻轻点了一下，“我打开一看，里面全是锈。洗了三遍才洗干净。装上以后它竟然还走——走了几十年没走过的时间，洗了个澡，又开始走了。有些东西看着坏了，其实没坏。就是放太久了。”

陆征没有接话。他把遥控器放在茶几上，站起来走到电视柜前面，把最上面那层那个旧盒子拿下来。盒子敞着盖，里面是他妈的照片、断表带的手表、过期的彩票、螺丝刀。他拿起那张照片看了很久——他妈穿着碎花裙子站在槐树底下，笑得轻飘飘的。他把照片放回去，把盒盖合上，放回原处。

“明天我去工地上班。”他说。

“方屿不是说歇到下周吗。”

“歇够了。再歇下去，该想的还是想。不如去扛钢管。”

第二天陆征真的去了工地。早上苏昱起来的时候茶几上已经放好了纸条和牛奶，纸条上写着“苏昱。粥在锅里”。灶台上的粥是陆征煮的，放了红枣，火候比他平时煮的刚好。他把粥喝了，把纸条折好放进床头桌抽屉里。那个抽屉已经攒了厚厚一摞纸条，从最开始只有“苏昱”两个字，到后来慢慢变多——“药在茶几上”“下雨了，阳台衣服收一下”“我去工地了，晚上回来”。每一张他都留着，按日期排好。

傍晚苏昱从修表店回来，推开门，陆征已经到家了。工装上全是灰，右手虎口蹭掉了一块皮，拿碘伏擦了，贴了块创可贴，贴得歪歪扭扭，一看就是单手操作的。苏昱走过去看了看他的手，没说话，去卫生间拿棉签蘸了碘伏重新给他涂了一遍。伤口不深，但面积不小，大概是搬钢管的时候被什么东西刮了一下。

“我自己贴得挺好。”陆征说。

“歪了。边上没贴上，灰都进去了。”苏昱把旧创可贴撕下来扔进垃圾桶，重新给他贴了块新的，这次贴得整整齐齐，四边都按紧了。然后他把陆征的手翻过来看了看手心——没有新伤，但虎口上那块旧茧旁边又磨红了一片。他用拇指在那块红印上轻轻揉了揉。“你今天搬了多少根。”

“没数。从早上八点到下午四点，中间吃了个盒饭。”

“胃疼了吗。”

“没有。中午盒饭是热的，吃完没疼。”

苏昱把碘伏瓶子拧好放在茶几上，在他旁边坐下来。陆征靠在沙发背上，把腿伸直，脚搭在茶几边上，和平时苏昱蹬他大腿的姿势一模一样，只是方向反了。

“今天工地上有个工友问我，上个月怎么没来。我说我妈死了。他说节哀。我说不用节，不哀了。他说那也不行，妈死了怎么能不哀。”陆征把创可贴举到眼前看了看，又放下来。“我说她疯了二十多年，最后那几个月是清醒的。该说的都说了，该给的都给了。她不欠我，我也不欠她。所以不哀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