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午的时候，一个男人进来了。

四十岁左右，穿着夹克，手里拿着一份盒饭。他跟夏常安打了个招呼，走到货架前面拿了一瓶啤酒，然后到收银台结账。

“这是？”他看着我，问夏常安。

“朋友。”夏常安说。

“哦——”他把“哦”拖得很长，语气里带着一种“我懂了”的意思。

“朋友。”夏常安又说了一遍。

这回语气重了一点。

他笑了笑，拿着啤酒走了。

“那是谁？”我问。

“旁边五金店的。”

“他好像误会了。”

“误会什么？”

“误会我是你……”

“是什么？”

她看着我，嘴角微微往上翘，那种“我知道你在说什么但我假装不知道”的表情。

“没什么。”我说。

她笑了。

这次是真的笑，不是那种轻轻的、克制的笑，是那种从身体里涌出来的、藏不住的笑。她捂着嘴，眼睛弯成月牙，肩膀一抖一抖的。

“你笑什么？”我问。

“没什么。”她学我说话。

“你学我。”

“你才幼稚。”

“夏常安。”

“林听雪。”

我们对视了一秒。

然后同时别过脸。

窗外的风铃响了，有人进来了。一个穿校服的学生，买了一瓶矿泉水，走了。

店里又安静了。

我看着画纸上那个没有脸的轮廓。

她在收银台后面，低着头看手机。

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她的头发上。

她的头发在阳光下不是纯黑的，带一点点棕色，发尾有一点分叉。

她该剪头发了。

但她大概没空去。

或者，没人跟她说“你的头发分叉了”。

以前我会说的。我会坐在她后面，把她的头发拿在手里，一根一根地看，说“这根分叉了，这根也是，你多久没剪头发了”。她说“不记得了”。我说“这周末我陪你去”。她说“好”。

周末到了，我忘了。

她也忘了。

我们窝在出租屋里看电影，看了一整天，谁都没提剪头发的事。

那种日子，不知道还会不会有。

下午，店里来了一对母女。

小女孩五六岁，扎着两个小揪揪，圆滚滚的，像一只小熊猫。

她一进门就冲到冰柜前面，扒着玻璃门看里面的冰淇淋。

“妈妈，我想吃这个。”

“不行，你感冒了。”

“我没感冒。”

“你昨天晚上还咳嗽。”

“那是假装的。”

“你假装咳嗽？”

“嗯。假装了就能吃冰淇淋。”

小女孩的妈妈气得笑了，转头看夏常安，无奈地摇了摇头。

夏常安看着小女孩，眼神很温柔。

“小朋友，”她蹲下来，跟小女孩平视，“你感冒好了再来吃，我给你留一个。”

“真的？”

“真的。你想吃哪个？”

小女孩指了指冰柜里的草莓味可爱多。

夏常安站起来，拿了一支可爱多，递给小女孩的妈妈。

“送她的。”她说。

“这怎么好意思……”

“没事，没多少钱。”

小女孩的妈妈道了谢，拉着小女孩走了。小女孩走的时候回头看了夏常安一眼，说“阿姨我感冒好了就来找你”。

夏常安笑着点了点头。

玻璃门关上，风铃响了几声。

店里又安静了。

我看着夏常安。

她站在冰柜前面，看着门口的方向，脸上的笑意还没消退，温温的，像冬天的热水袋。

“你喜欢小孩？”我问。

“还行。”

“你刚才对她很温柔。”

“她是小孩。”

“你以前对小孩没这么温柔。”

“以前是以前。”

她走回收银台，坐下来。

“你知道吗，”她说，“我妈以前也这样。看见小孩就走不动路，总要跟人家说几句话。”

“你妈后来……”

“走了。”她说。“三年前。”

她看着我。眼神很平静，像在说一件已经过去很久的事。

“你怎么不告诉我？”我问。

“你在国外，告诉你干嘛。”

“我可以回来。”

“回来干嘛？”

“陪你。”

她用那种“你又来了”的表情看着我。

“林听雪，你不可能每次都回来。你不可能每次我需要人的时候都在。”

“我可以试试。”

“不用。”她说。“我已经习惯了。”

习惯一个人送走妈妈。

习惯一个人卖掉房子。

习惯一个人开店。

习惯一个人吃饭。

习惯一个人过年。

习惯一个人。

这种习惯不是天生的，是练出来的。一开始很难，疼得想死。后来慢慢不疼了，但也不觉得活着有什么意思。再后来，无所谓了。疼和不疼都一样，活着一样，死了也一样。

但她没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