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我坐到十二点。”

她看了我一眼，没说什么，继续理货。

十点以后，客人少了。

她把店里的灯关了两排，只留了收银台那一盏。光线暖得发红，照在脸上，像旧照片。

她走出收银台，拖了张椅子，坐在我对面。

“你今天怎么回来的？”她问。

“火车。”

“几点的？”

“下午两点到的。”

“没吃饭？”

“吃了。车上的盒饭。”

“那不算饭。”

我没反驳。

她靠在椅背上，两只手交叠在膝盖上，看着我。

“你画画还顺利吗？”

“还行吧。”

“看你瘦了。”

“你也是。”

“你那边……吃得惯吗？”

“慢慢就惯了。”

对话像是两个多年未见的老人，在公园的长椅上，一边晒太阳一边聊。平淡、缓慢、漫无目的。但每一句都在说同一句话——你过得好不好。

“你妈身体怎么样？”她问。

“前年走了。”我说。

她愣了一下。

“对不起。”

“没事。”

“你一个人办的？”

“嗯。”

“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看着她的眼睛。这个问题，我等了五年。

“我不知道怎么告诉你。”我说。“我没你的电话，没你的地址，不知道你在这座城市的哪个角落。”

沉默。

她很长时间没说话。

收银台上的灯照着她，我看见她的睫毛在轻轻颤。

“你可以问别人。”她说。“你认识我弟。”

“你弟那时候在哪儿我都不知道。”

“你可以问……”

“常安。”我打断了她。“你别说了。”

“为什么？”

“因为你再说下去，我会觉得你在找借口。”

“找什么借口？”

“找‘你为什么不联系我’的借口。”我说。“但你你我都知道，不需要借口。你不想联系我，所以没联系。我也没有联系你。我们都一样。五年，谁都没有开口。不是做不到，是不敢。”

她看着我，嘴唇动了动。

没说话。

窗外的梧桐树沙沙响。

“现在敢了？”她问。

“我推开了那扇门。”我说。

她低下头，看着自己的手。

“你什么时候走？”她问。

“半年后。项目结束。”

“半年。”她重复了这个数字，像是在脑子里掂了掂这半年的重量。

“嗯。”

“够了。”她说。

“什么够了？”

“半年。”她抬起头，看着我。“够了。”

我不知道她说的“够了”是什么意思。半年够做什么？够重新认识一个人？够忘记一个人？够活着？还是够告别？

我没有问。

因为她的眼睛在告诉我——别问了。半年，对我来说，已经是奢侈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