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1年,河南的冬天还冷得刺骨。北风卷着黄土碎屑,刮在脸上像小刀子,田地里冻得硬邦邦的,连麻雀都缩在枝头不肯动。杨夏揣着家里东拼西凑凑出来的几十块钱,被同乡婶子、姐姐们簇拥着,挤上了开往南方的绿皮火车。
她出生在1975年,这一年刚满十六岁。
个子不算高,皮肤是北方姑娘特有的冷白,眉眼清清淡淡,鼻梁秀气,嘴唇薄薄的,不笑时带着一点怯生生的温顺。可只有她自己知道,软皮下藏着一股不肯轻易低头的韧劲。家里条件不好,兄弟姐妹多,日子紧巴巴,她不想一辈子困在黄土地里,面朝黄土背朝天,早早被安排嫁人,生儿育女,重复上一辈的人生。
同乡说,南方遍地是机会,广东茂名有工厂,有活干,有工钱拿,只要肯吃苦,就能挣到钱。
杨夏信了。
她咬咬牙,告别爹娘,跟着几十人的南下大部队,挤上了这趟没有回头路的列车。
绿皮火车哐当哐当摇晃,车厢里挤满了人,汗味、烟味、泡面味混杂在一起,闷得人喘不过气。有人大声聊天,有人昏昏欲睡,有人抱着包袱默默掉眼泪。杨夏缩在靠窗的角落,双手紧紧揣着那点钱,一路看着窗外的风景倒退。
从光秃秃的黄土坡,到渐渐冒出绿意的丘陵,再到连绵起伏的青山,空气一点点变得湿润、温热。火车开了一天一夜,终于在一个潮热、喧闹、口音完全陌生的城市停下。
站牌上写着三个字——茂名。
刚下火车,一股湿热的风扑面而来,和河南的干冷截然不同,黏腻地裹在身上,让人浑身不自在。路边的树长得郁郁葱葱,空气里飘着一股说不清的植物气息,街上的人说话语速又快又急,她一句也听不懂,像闯入了另一个世界。
同乡带着她七拐八绕,进了一家不起眼的小加工厂。
说是工厂,其实就是一间大厂房,摆着一长排老旧机器,噪音刺耳,灰尘不小。工作简单,却熬人,每天天不亮就要上工,夜里十点多才收工,流水线一站就是十几个小时,手脚不能停,稍微慢一点,工头就要骂。
宿舍是几个人挤一间的小平房,阴暗潮湿,墙皮脱落,地上永远泛着潮气。伙食更是清淡寡味,青菜没油,米饭偏硬,有时候连口热汤都喝不上。杨夏从小在家虽不富裕,却也没吃过这种苦,第一天下来,腿肿脚疼,浑身像散了架。
夜里躺在床上,黑暗里全是工友熟睡的呼吸声。
她睁着眼,想家。
想河南冬天的冷,想家里暖烘烘的炕头,想娘做的热饭,想爹沉默却踏实的背影。想着想着,眼泪就无声地掉了下来,砸在枕头上,凉得刺骨。
她第一次怀疑,自己是不是不该来。
是不是根本不属于这里。
就在她最茫然、最无助、最觉得撑不下去的时候,程大龙出现了。
程大龙是本地人,1972年出生,比杨夏大三岁。
身材高大,肩宽腿长,皮肤是健康的浅麦色,五官硬朗,眉眼带着一股野气。他嘴甜,会说话,眼神亮,看人时带着一股直白的侵略性,在当地朋友多,路子广,进出工厂也自由,一看就不是那种安分守己、老老实实打工的男人。
那天他来厂里找朋友,一眼就看见了人群里的杨夏。
她安安静静站在机器旁,动作生疏却认真,一张小脸白净秀气,和周围皮肤偏黑、性子泼辣的本地姑娘完全不一样。怯生生的眼神,紧绷的嘴角,透着一股异乡人的单薄与无措。
程大龙心里“咯噔”一下。
就是她了。
他从没见过这样干净、这样秀气、这样让人一眼就想护着的姑娘。
一股强烈的占有欲,瞬间从心底冒了出来。
从那天起,程大龙开始疯狂追求杨夏。
他来得勤快,几乎天天都出现在工厂附近,有时靠在墙边抽烟,眼神直直落在她身上;有时绕到流水线旁,跟工头说笑几句,目光却始终黏在她身上。工友们一看就懂,纷纷打趣,说杨夏这北方姑娘,被当地的厉害小子盯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