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章：遗产案

遗产继承案的当事人叫周淑芬，六十七岁，退休工人。

林深在法律援助中心的接待室里第一次见到她。老人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深蓝色外套，头发花白，背微微佝偻。她坐在椅子上，双手交叠放在膝盖上，指节粗大，指甲修剪得很短——那是一双干了一辈子活的手。

“周阿姨，您好。我是明德律所的律师助理林深，您的案子由我协助程砚洲律师处理。”

周淑芬抬起头，眼睛里有些浑浊，但看人的目光很直。

“林律师，我……”她顿了顿，“我其实不想告我儿子的。”

林深没有纠正“林律师”这个称呼。他给老人倒了杯水，在她对面坐下。

“那您为什么来法律援助中心呢？”

周淑芬沉默了很久。

“因为我不告他，我就活不下去了。”

案卷里的情况，林深已经看过。

周淑芬的丈夫五年前去世，留下一套两居室的房子。按照遗嘱，房子归周淑芬所有，等她去世后由独生子周建国继承。

但周建国在父亲去世后就搬回了家，以“照顾母亲”为由住进了那套房子。起初还好，但渐渐地，他开始嫌弃母亲“碍事”——嫌她做饭不好吃、嫌她看电视声音大、嫌她在家里走来走去影响他打游戏。

三个月前，周建国把母亲赶出了主卧，让她睡客厅沙发。上周，他直接换了门锁，把母亲关在门外。

周淑芬在楼道里坐了一整夜。

第二天，邻居发现了她，帮她报了警。警察来了，周建国把门打开，说“我妈老年痴呆了，自己走丢的”。周淑芬当着警察的面说不是这样的，但警察看了看她的身份证——六十七岁，又看了看周建国——三十出头，衣着体面，说话有条理。

“老人家，您先回家，有什么事情好好跟儿子说。”

周淑芬被推进了门。门在她身后关上的时候，她听到周建国对警察说：“不好意思啊，我妈最近精神状态不太好。”

那一刻，周淑芬知道，她在这个家里，已经没有说话的资格了。

她去居委会求助，居委会调解了三次，周建国每次都答应得好好的，调解员一走就变本加厉。她去找街道办，街道办说这是家庭纠纷，建议她走法律途径。她去找法律援助中心，中心受理了她的案子，然后分配给了明德律所。

“周阿姨，您放心，这个案子我们会尽全力帮您。”林深说。

“我不想让我儿子坐牢。”周淑芬看着林深，眼眶红了，“我就想把房子要回来。他现在把我的退休金卡也拿走了，我一个月的退休金三千二百块，全在他手里。我身上就剩下二百块钱，是买菜剩下的，他没搜走。”

她从外套内兜里掏出一个塑料袋，里面是一叠皱巴巴的零钱。

林深看着那叠钱，喉头发紧。

“周阿姨，您儿子现在对您还有什么其他……行为吗？”

“他骂我。有时候推我。上个月推了我一下，我摔了一跤，膝盖磕破了。”周淑芬拉起裤腿，膝盖上有一块已经结痂的伤口，周围还泛着青紫。

“您当时报警了吗？”

“报了。警察来了，他说是我不小心自己摔的。警察看了我的伤，说‘老人家，您儿子也说了是意外，要不你们先协商解决’。”周淑芬的声音很平静，平静得让林深心里发堵。

他知道老人说的是事实。家庭暴力中的老年人受害，往往是最容易被忽视的群体。他们年纪大、表达能力差、维权意识弱，施暴者又是亲生子女——无论是警察还是居委会，第一反应都是“调解”。

林深回到律所的时候，程砚洲正在办公室看文件。

“资料收集完了？”

“收集完了。”林深把整理好的访谈记录、证据清单和法律分析报告放在程砚洲桌上，“周淑芬的案子，我初步分析了一下。可以从三个方向入手——第一，确认她对房屋的完全所有权，排除周建国的居住权；第二，要求周建国返还她的退休金卡和被侵占的个人财产；第三，申请针对周建国的人身安全保护令。”

程砚洲翻开报告，逐页看过去。

“你写了多少页？”

“二十六页。”

“我让你‘初步分析’，你写了二十六页。”

林深不知道这是批评还是什么，但还是说了一句：“我觉得这个案子值得认真对待。”

程砚洲没有接话。他继续翻看报告，速度比平时慢。林深注意到，他在“人身安全保护令”那一页停了几秒。

“你知道人身安全保护令的申请条件？”程砚洲问。

“知道。根据《反家庭暴力法》，家庭暴力受害人可以向法院申请保护令。周淑芬的情况符合——有身体伤害、有持续的威胁、有报警记录和医院就诊记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