巴黎大秀结束后的第二天，许清禾是被阳光晃醒的。不是那种透过窗帘缝隙挤进来的、小心翼翼的晨光，而是铺天盖地的、毫无保留的、像要把整个房间都灌满的阳光。她眯着眼睛，伸手去摸床头柜上的手机，手指碰到冰凉的金属外壳，屏幕上显示着七点二十三分。她愣了一下。她已经很久没有睡到这么晚了。在筹备“盛夏”的那四个月里，她的生物钟像一台上了发条的钟，每天五点准时醒来，有时更早。而今天，闹钟没有响，她也没有醒。身体像是在替她做了一个决定：够了，该休息了。
她翻了个身，把脸埋进枕头里。枕头很软，是酒店那种蓬松的、带着淡淡薰衣草香气的羽绒枕。她闭着眼睛，想着昨晚的事。T台，灯光，音乐，掌声。“光年”在追光灯下缓缓走来的样子，裙摆上的三千片亮片像三千颗被点燃的星星。秘书长上台时高跟鞋敲击地面的声音，笃笃笃，每一步都沉稳而有力。话筒的握感，冰凉的金属外壳，掌心渗出的汗。她说的话——“有些光，走了几万年才被我们看到。有些爱，走了很久才被我们听见。”她说这些话的时候，声音在抖，但心里是稳的。因为她知道，他在听。她的目光落在无名指上那枚金黄色的宝石戒指上。它安静地待在晨光里，像一小片被凝固的阳光。她想起昨晚他说的话——“接下来的路，换我走。”她想起他给她戴上戒指时微微颤抖的手指。她想起他低头时额前垂落的那缕头发，想起他睫毛在眼下投出的那一片小小的阴影。
手机震动了一下。她拿起来，是他的消息：“醒了吗？”
“醒了。”她回。
“睡得好吗？”
“很好。你呢？”
“很好。梦到你了。”
她盯着那三个字，嘴角弯了起来。“梦到我什么？”
“梦到你在伦敦的地下室里缝裙子。缝了七遍，每一遍都拆了重来。第七遍的时候，你拿着那条裙子，站在台灯下笑了。那个笑容，和三年前一样。”
她的鼻子酸了。她想起三年前的那个夜晚——地下室的灯光昏黄，缝纫机的嗡嗡声在狭小的空间里回荡，手指被针扎了好几次，指腹上全是细小的针眼。她缝了拆，拆了缝，一遍又一遍。第七遍的时候，那条裙子的下摆终于平整了，针脚细密均匀，像一排整齐的蚂蚁。她拿着那条裙子，站在那盏从跳蚤市场淘来的旧台灯下面，笑了。她不知道窗外站着一个人。那个人站了四十分钟，看着她缝了拆、拆了缝，看着她被针扎了手指、把指尖含在嘴里吮了一下，看着她终于满意地笑了。那个人在笔记本上画下了那个笑容，在旁边写了一行字：“她笑了。这是我见过的，最美的光。”
“谢临渊，”她打字，“你知道吗，你真的很笨。”
“嗯。”
“但是，我喜欢。”
发出去之后，她的脸红了。虽然已经在一起这么久，虽然昨晚他在全世界面前给她戴上了戒指，但说出“喜欢”这两个字，还是让她心跳加速，像第一次在巴黎领奖时那样。回复来了。不是文字，是一张照片。是他站在酒店阳台上，背后是巴黎的天空。天空很高，很蓝，蓝得像被水洗过一样，几朵白云在天边飘着，慢悠悠的，像在散步。他的表情很平静，但嘴角弯弯的，眼睛亮亮的。照片的下面，是一行字：“我也是。”
她把手机扣在胸口，深呼吸了好几次，才把心跳压下去。窗外的阳光落在她脸上，暖洋洋的。她闭着眼睛，感受着那温暖，像感受他掌心的温度。九月的巴黎，清晨已经有了秋天的凉意，但阳光还是夏天的阳光，热烈的、直接的、毫不遮掩的。
起床的时候，她走到窗前，拉开窗帘。酒店的窗户正对着巴黎大皇宫，那座巨大的玻璃穹顶在阳光下熠熠生辉，像一座被火焰点燃的水晶宫殿。穹顶上的每一块玻璃都在折射着阳光，赤橙黄绿青蓝紫，七彩的，像一座倒扣在天空下的彩虹。她站在那里，看了很久。昨天，她站在那里，站在那座穹顶下面，站在全世界都在看的T台上。今天，她站在这里，站在阳光里，站在巴黎的清晨中。昨天和今天，只隔了一个夜晚，却像隔了一生一世。
手机又震动了一下。谢临渊的消息：“下来吃早餐？酒店餐厅有你可颂。”
她回：“好。”
她换了一件白色的衬衫和一条深蓝色的牛仔裤，头发扎成马尾，素面朝天。出门的时候，她看了一眼镜子里的自己。眼睛下面的黑眼圈还在，手指上的创可贴还没拆，嘴角的弧度压不下去。她忽然觉得，这才是真正的她——不是T台上的Aurora，不是聚光灯下的设计师，只是一个普通的、熬夜工作后会累、被喜欢的人夸奖后会笑的女孩。
她走出房间，走廊里很安静，地毯很厚，踩上去没有声音。电梯门打开的时候，里面站着两个人，一男一女，都穿着黑色的西装，胸口别着工作牌。他们看到她，愣了一下，然后笑了。“Aurora！”那个女人说，英语带着浓重的法语口音，“昨晚的秀太美了！我们在后台工作，看到‘光年’出场的时候，所有人都哭了。”
许清禾笑了。“谢谢。”她说。
电梯到了一楼，她走出大厅。酒店餐厅在大厅的右侧，是一间明亮的、四面都是玻璃墙的房间。阳光从玻璃墙照进来，在白色的桌布上投下金色的光斑。谢临渊坐在靠窗的位置，面前摆着两杯咖啡和两个可颂。他穿着一件浅灰色的薄毛衣，袖口挽到了小臂，头发没有像平时那样梳得一丝不苟，有几缕垂在额前。他正低头看着手机，侧脸在阳光中显得格外柔和。
她走过去，在他对面坐下。他抬起头，目光落在她脸上，嘴角弯了一下。“早。”他说，把一杯咖啡推到她面前。
“早。”她端起咖啡，喝了一口。温度刚好，是她喜欢的耶加雪菲。“你怎么每次都知道我什么时候醒？”她问。
“猜的。”他说，“你昨晚太累了，今天一定会多睡一会儿。”
“万一我醒得更早呢？”
“那咖啡就凉了。我会重新买。”
她看着他，看着他说“重新买”时那理所当然的语气，像在说一件再正常不过的事情。她忽然想起昨晚，他在后台给她戴上戒指的时候，手指在发抖。那个在商场上杀伐决断、在董事会上挥斥方遒的人，给她戴戒指的时候，手在抖。
“谢临渊，”她说。
“嗯？”
“你昨晚紧张吗？”
他愣了一下。“有一点。”
“比我上T台还紧张？”
他想了想。“差不多。”
她笑了。“那你怎么不告诉我？”
“告诉你，你会笑我。”
“我不会。”她说，“我会告诉你，我也紧张。”
他看着她的眼睛。阳光落在她的脸上，让她的眼睛像两颗浸在水里的琥珀。“那下次，”他说，“我们一起紧张。”
早餐后，他们沿着塞纳河散步。河水在阳光下泛着银光，像一条流动的绸带。两岸的梧桐树黄了一半，叶子在风中沙沙作响，偶尔有几片飘落下来，在河面上打着转，像一只只金色的小船。游船从桥下穿过，船上的游客举着手机拍照，对着两岸的建筑发出惊叹。有个老人在河边钓鱼，坐在一把折叠椅上，旁边放着一瓶红酒和一根法棍面包，悠然自得。一对年轻的恋人靠在桥栏上接吻，女孩的头发被风吹散了，男孩伸手帮她拢到耳后。
许清禾和谢临渊并肩走着，没有牵手，肩膀偶尔碰一下，又分开，又碰一下。她的手垂在身侧，指尖偶尔触到他的手背，他的手指就会微微动一下，像在回应什么。第三次碰到的时候，他伸出手，握住了她的手。十指相扣，掌心贴着掌心。他的手很暖，指尖微凉，掌心干燥。她低头看着两个人交握的手，忽然想起第一次在华尔道夫的晚宴上，他站在她身侧半步的位置，替她挡掉赵公子的纠缠。那时候她以为他只是一个精于算计的商人，连解围都是经过计算的、恰到好处的表演。她不知道，那半步的距离，他算了三年。
“谢临渊，”她说。
“嗯？”
“你什么时候开始喜欢我的？”
他想了想。“伦敦。你在地下室里缝裙子的那天晚上。”
“那时候你还不认识我。”
“嗯。”
“那你怎么知道你喜欢我？”
他停下脚步，转过头看着她。阳光落在他的眼睛里，让那双深邃的眼眸变得透明。“因为，”他说，“你缝那条裙子的时候，缝了七遍。每一遍拆了重来的时候，我都想进去告诉你，已经够好了。但你没有放弃。第七遍的时候，你终于满意了。你拿着那条裙子，站在台灯下笑了。那个笑容——我从来没有见过那样的笑容。不是高兴，不是得意，是一种……安心的、踏实的、知道自己做对了的平静。那一刻，我想，如果能让你一直这样笑，我愿意做任何事。”
许清禾的鼻子酸了。“所以你就学了三年设计？”
“嗯。”
“学了立体剪裁、面料工艺、色彩理论？”
“嗯。”
“还学了做饭？”
“嗯。”
“还学了画熊猫头？”
他笑了。“那个不用学。”
她也笑了。笑着笑着，眼泪就流了下来。她靠在桥栏上，看着河面上那些金色的落叶在打着转，看着远处的游船在桥洞下穿行，看着阳光在水面上碎成万千片金箔。他站在她身边，没有说“别哭”，只是握着她的手，安静地等着。
很久之后，她擦了擦眼泪。“谢临渊，”她说，“你知道吗，我以前觉得，爱情是一个人的事。”
“现在呢？”
“现在，”她转过头看着他，“现在我觉得，爱情是两个人的事。一个人发光，一个人看到那束光。一个人等，一个人终于来了。”
他伸出手，轻轻地擦掉她眼角还挂着的一滴泪。“我来了。”他说。
下午，他们去了蒙马特高地。那是一个在巴黎北边的、建在小山丘上的街区，石板路窄窄的，弯弯曲曲的，两边是各种小店——卖画的、卖花的、卖明信片的、卖可丽饼的。街头艺人在广场上弹吉他，唱着一首她听不懂的法语歌，旋律很轻快，像一个人在阳光下跳舞。游客们坐在台阶上，吃着冰淇淋，看着夕阳一点点西沉。从蒙马特高地的顶端，可以俯瞰整个巴黎。夕阳正在西沉，天边被染成一片绚烂的橙红色，塞纳河在脚下蜿蜒，像一条金色的丝带。远处的埃菲尔铁塔在夕阳下闪着光，像一根被点燃的火柴。巴黎圣母院的轮廓在暮色中若隐若现，像一座沉睡的巨兽。蒙马特公墓的柏树在风中轻轻摇晃，像一排沉默的卫士。
许清禾靠在栏杆上，看着这座她曾经以为一辈子都来不了的城市。三年前，她住在伦敦东区的地下室里，每天靠着速溶咖啡和三明治度日，连买一张去巴黎的火车票都要攒很久的钱。她不知道，有一天她会站在蒙马特高地的顶端，俯瞰整个巴黎。她不知道，有一天她的设计会走在巴黎大皇宫的T台上。她不知道，有一天会有一个人，陪她看塞纳河的落日、蒙马特的夕阳、巴黎的万家灯火。
“在想什么？”谢临渊站在她身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