佘粤站在厨房里，看着母亲的背影，忽然觉得喉咙里有什么东西堵着。像一颗很小的骨头卡在喉咙里，咽不下去，也咳不出来。

佘粤转过身走出厨房，走进自己的房间，关上门。她站在门后面，背靠着门板，一动不动。

脑子里很乱。像一间很久没有人住的房间，所有的东西都还在原来的位置上，但上面都蒙了一层灰，灰下面是什么形状她记得，但不想去碰。

她走到床边，坐下来。躺下来面朝墙壁，闭上眼睛。

脑子里开始放东西。像一台关不掉的投影仪，把那些画面一帧一帧地投在眼皮上，她闭着眼睛也能看见。

他在海关大楼楼下等她，车停在路灯下面，引擎没熄，排气管里吐出一缕白烟。她敲了敲车窗，他摇下来，看着她。

他把她堵在走廊尽头的包厢里，两只手撑在她两侧的墙上，低头看着她。呼吸里有威士忌的味道，他说“我看了你一晚上”，声音低得像从胸腔里刮出来的。

他站在南京那个院子的门口，穿着一件月白的夏布衫子，手里提着一只藤编食盒。他说“杨梅烧，谭小姐说你爱吃酸的”。他手腕上那根褪了色的红绳在阳光里晃了一下，像一条快要断了的血管。

他把她抱在怀里，下巴抵在她头顶上。他的心跳隔着衬衫传过来。他说“我没有别人”，声音闷在她的头发里，含含糊糊的，像隔了一层水。

他站在那棵枇杷树下，仰头看着最高的那根枝丫。他踮起脚，伸手去够那颗藏在叶子深处的枇杷。梯子不稳，他晃了一下，一只手扶住树干，另一只手还举着。枇杷叶被他碰落了几片，飘飘荡荡地落下来，落在他的肩上，落在地上。

他在除夕夜的电话里说“看窗外”，声音很低，带着一点沙哑。她看见了那些烟花。一朵一朵地炸开，一朵一朵地熄灭。她站在那里，泪流满面。

她拉黑了他的时候，手指在屏幕上停了很久。那个红色的按钮，“加入黑名单”，她按下去的时候，指尖是凉的。

她把脸埋在枕头里。

枕头是棉的，有一股洗衣粉的味道。舒杳洗的，晒了一整天，收回来的时候还带着阳光的暖意。她把脸埋在里面，呼吸着那种温暖母亲的味道。

脑子里还在放。

他在她身体里的时候，叫她的名字，像一个人在很深的水底叫她。她从来不应。她闭着眼睛，手指攥着床单，攥得很紧，指甲掐进掌心里。她不知道自己是在忍着什么，还是在抓住什么。

他在她耳边说“佘粤，你叫我名字的时候和别人不一样”。她偏过头，避开了他的嘴唇。她不知道自己是在躲什么。

他问她疼不疼。她说疼。他闭上眼睛，喉结动了动，喉咙里发出一声极低的声响。她不知道那是吞咽还是哽咽。

她翻了个身，面朝天花板。天花板上有一道很细的裂缝，从灯座的位置往外延伸，像一条干涸的河。她看着那道裂缝。

她一直在安慰自己。从第一天开始就在安慰自己。

他追她的时候，她告诉自己他是认真的。他把她送到南京的时候，她告诉自己这是暂时的。他订婚了没有告诉她，她告诉自己他有苦衷。他结婚了，她告诉自己这不代表什么。他一个月来一次两次，来了就做/爱，做了就走，她告诉自己他是忙，他是累，他是身不由己。

她告诉自己他们是恋爱。两个人在一起，做/爱，吃饭，睡觉，说一些无关紧要的话，看一些无关紧要的电影。这不就是恋爱吗？恋爱不就是这样的吗？

但今天，那个表姨的目光，那种“我什么都知道但我不会说出来”的、礼貌、体面、刀片一样薄的目光，把她的安慰划开了一道口子。

情妇。

这两个字从那个口子里钻进来，像一颗被含了很久，已经化了一半的冰块，卡在喉咙里，咽不下去，吐不出来。

她不是他的女朋友。不是他的爱人。不是他的什么人。

她是他的情妇。一个需要被藏起来的人。一个不能被任何人知道的人。一个在他的户口本上、在他的社交圈里、在他的人生版图上，没有任何位置的人。

她一直知道。从第一天起就知道。但她在心里给这两个字裹上了一层又一层的糖纸——金丝雀，禁/脔，外/室，被养在南京院子里的女人。每一个词都比“情妇”好听一点，每一个词都带着一点虚假且自欺欺人的美感。

金丝雀。至少是被珍视的，被保护的，被养在金丝笼里的。

禁/脔。至少是被渴望的，被独占的，被放在心尖上的。

外/室。至少是有感情的，有牵挂的，有一个人会在月夜来看她的。

但剥开这些糖纸，里面是什么？

是一个男人把她放在一个没有人知道的院子里，一个月来一次两次，来了就做/爱，做了就走。

是他订婚了不告诉她，结婚了不告诉她，所有的人生大事都和她无关，只有他的身体需要她的时候，他才会出现在她的门口。

是他可以在任何他想来的时候来，在她任何不想他走的时候走。

是她连怀孕了都不能告诉他，因为她知道告诉他也没有用，他不会为了她改变任何决定，不会为了她放弃任何东西。

是他甚至不需要她做任何决定——他自己不做决定，他只是让她等，等，等。等到什么时候？等到他不需要她了，等到她变成了一个他自己都不认识的人。

她一直安慰自己，只要他是爱她的就好。

可是什么是爱？

他从来没有说过爱她。从来没有。他在她身体里的时候叫她的名字，但那不是爱。

他在除夕夜给她放烟花，但那不是爱。

他给她种了一棵枇杷树，给她找了一个人陪她，给她留了一枚刻着她名字的戒指，但那不是爱。

那是愧疚，是补偿，是一个什么都能给、就是给不了“名分”的人，用物质和温柔来填补那个永远填不满的洞。

可是她一直在替他说。在心里替他说。他每一次来，她告诉自己他是想她的。他每一次走，她告诉自己他是有苦衷的。他不打电话，她告诉自己他在忙。他结婚了，她告诉自己那不是他想要的。他把她养在南京，她告诉自己那是为了保护她。

她替他说了所有他该说而没有说的话。她替他想了他该想而没有想的理由。她替他做了他该做而没有做的决定。

她把自己折起来，折得很小很小，塞进那个缝里——他留给她的缝，窄窄暗暗的，只够她一个人蜷着，连呼吸都要轻轻的，怕被人听见。

而他的生活里，有那么多的事情。有宋家，有明家，有汪家，有房地产、酒店、医疗、新能源、轻文化产业。有心脏不好的父亲，有汪若棠，有汪若棠甜甜地叫他“老公”的声音，有汪若棠挽着他胳膊的手，有汪若棠在牌桌上跟人聊“我老公打牌最厉害了”的笑脸。

她在他生活里占了多少？

一个被藏在南京院子里的影子。一个不能被提起的名字。一个在牌桌上被几个太太翻来覆去谈论的、带着好奇和怜悯的“佘小姐”。一个被汪郁辜送花送到海关大楼的、所有人都觉得“可惜家世一般”的女人。

而他和她之间，最赤裸的东西，不是那些烟花，不是那枚戒指，不是那颗枇杷核。

是那些她不愿意想却永远忘不掉的夜晚。他来，他做，他走。

她的身体在他的身体下面，她的手环着他的背，她的嘴唇贴着他的锁骨。她闭着眼睛，咬着嘴唇，忍着声音。她在黑暗里睁着眼睛，听着他的呼吸从急促变得平稳，从平稳变得深沉。

他睡着了，她醒着。她看着他的脸，在月光下，安静，干净，像一个什么都不用想的人。她把手指放在他眉间，轻轻地，怕惊醒他。然后她把手缩回来，放在自己的胸口上。

她在想什么呢？

她在想，他明天早上会走。他在想什么呢？

她不知道。她从来没有知道过。她只知道他的身体。他的体温，他的呼吸，他手指的纹路，他喉结的弧度，他睡着以后微微颤动的睫毛。她对他的了解，仅限于这些。

仅限于那些在黑暗里、在月白色的罗纱帐里、在南京那个院子的二楼房间里，发生的一切。

他不知道她喜欢吃什么。不知道她怕冷。不知道她一个人去医院的时候，疼不疼。不知道她除夕夜拉黑他的时候，手指在屏幕上停了多久。不知道她此刻躺在这张床上，面对着天花板上那道裂缝，想着什么。

也许他知道。也许他不知道。也许他不想知道。

因为知道了，就要负责。负责了，就要改变。改变了，就要放弃。放弃了，他就不是他了。

而她，一直都知道。

从第一天起就知道。

她翻了个身，面朝窗户。窗帘拉着，看不见外面的雨，但能听见。

她伸出手，在黑暗里摸了摸床头柜。什么都没有。没有白瓷碟子，没有枇杷芽，没有那片白色的百合花瓣。

那些东西都在虹口，在她一个人的房间里，在冬天的冷空气里，安静地等着她回去。

她把手指缩回来，放在胸口上。

她闭上眼睛。

脑子里最后一个画面，不是他的脸。是她自己。站在南京那个院子的二楼的窗口，低头看着那棵枇杷树。树不高，枝丫细细的，叶子绿得发亮。她站在窗口，静静地看着那些落在叶片上的阳光。她转身，下楼，叫了一辆车，走了。

没有回头。

和那天在巷子里一样。和他每次走的时候一样。和他从来不会回头看她的时候一样。

她躺在床上听着雨声，慢慢地睡着了。

-

初七。立春过了，天还是冷的。

佘粤的假期还有三天，但初七上午，单位的电话就来了。

她站在阳台上接的，舒杳在客厅里包馄饨，佘彦在擦他那双穿了十年的皮鞋。她听着电话那头的声音，说了几声“好”，然后挂了。

推门进屋。舒杳抬起头看她，手里还捏着一个馄饨，馅儿放多了，边儿捏不拢，正在那儿一点一点地往里塞。

“要回去了？”

“嗯。临时有任务。”

舒杳点了点头，低下头继续捏那个馄饨。捏了半天，还是捏不拢，她把那个馄饨放在案板上，重新拿了一张皮子。

舒杳站起来，走进厨房。佘粤先是听见水龙头的声音，然后是碗碟碰撞的声音，冰箱门开合的声音。

她坐在沙发上，看着茶几上那盆水仙，是除夕那天买的，开了一周了，花瓣有些蔫了，边缘泛着淡淡的黄，但香味还在，甜幽幽的和鞋油的味道搅在一起。

舒杳从厨房里出来，手里拎着两个袋子。一个装着冻好的馄饨，整整四十个，用保鲜膜一排一排地隔好了，码得整整齐齐；另一个装着卤牛肉、酱鸭、醉蟹，还有一罐她腌的糖蒜。

“馄饨回去放冷冻，吃的时候不用解冻，水开了直接下。牛肉切片吃，酱鸭蒸一下，醉蟹——”她把袋子放在茶几上，一样一样地交代，语速比平时快了一点，像怕来不及说完，“醉蟹放冷藏，三天内吃掉。糖蒜可以放久一点，但别放冰箱，有味道。”

“妈，我拿不了这么多。”

“拿得了。你那个车后备箱大着呢。”

佘粤没再说话了。舒杳又走进厨房，又拎了一个袋子出来，里面是几盒糕点，老字号买的，绿豆糕、桂花糕、条头糕。“给你同事带的，”舒杳说，“过年了，别空着手回去。”

佘粤看着茶几上大大小小的袋子，忽然觉得嗓子眼里堵着什么东西。

“妈——”

“行了，”舒杳拍了拍手，在她旁边坐下来，“别说了。回去好好上班，好好吃饭，别老叫外卖。那个什么……饿了么，少用。地沟油。”

“我做饭的。”

“你做什么饭？你上次做饭还是去年过年，炒了个青菜，咸得跟咸菜似的。”

佘彦在旁边咳了一声。舒杳白了他一眼：“你咳什么咳，你也好不到哪去。”佘彦不咳了，低下头继续擦皮鞋。那只鞋已经擦得锃亮了，他还在擦。

舒杳站起来，说去看看还有什么能带的。佘粤拉住她的手。握了一会儿，然后松开了。

“别忙了，”她说，“够了。”

舒杳低头看着她。那个目光很轻，“粤粤，你等一下。”

她走进卧室，过了一会儿出来，手里拿着一个红包。不是街上卖的那种烫金印刷的，是用红纸自己包的，边角剪得不太齐，胶水涂多了，有一小块洇湿了，颜色深了一个度。

“压岁钱，”舒杳把红包放在她手里，“三十那天忘了给。每年都忘，年年都忘。”

“我都二十八了。”

“二十八怎么了？二十八就不是我闺女了？”舒杳在她旁边坐下来，把红包往她手里又按了按，“拿着。没多少钱，就是个意思。你爸说的，年年都要给，给到你八十岁。”

佘彦在那边“嗯”了一声，还是没抬头。

佘粤把红包攥在手里。纸是软的，被她攥得有点皱。她把红包放进大衣口袋里，手指在里面停了一下，然后抽出来。

“爸，妈，”她说，“我走了。”

舒杳站起来，帮她拎袋子。佘彦也站起来了，把擦好的皮鞋放到鞋柜里，拍了拍手上的灰，走过来拎起那两个最重的袋子。

“我送你下去。”他说。

“不用——”

“送送。”

三个人下楼。楼梯很窄，佘彦走在最前面，拎着两个袋子，步子不紧不慢。舒杳走在中间，手里拎着糕点。

佘粤走在最后面，手里什么都没拎，她的东西都被父母拿走了。

走到二楼拐角的时候，声控灯坏了，暗了一瞬。佘彦停下来，跺了一下脚，灯亮了。

昏黄的光照在他头顶上，她看见他的头发又白了一些，整片整片的白，从头顶往下蔓延，像山顶上的雪，化了又积，积了又化，一年比一年厚。

她忽然想起小时候，他骑自行车送她上学。她坐在后座上，双手搂着他的腰，脸贴在他背上。那时候他的背很宽，很厚，像一堵墙，把所有的风都挡住了。她那时候觉得，这个人的背会永远这么宽，这么厚，永远不会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