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调查船上回来之后,林蝉发起了高烧。
大概是四十米深的海水加上海风,把她的身体击垮了。赵姐给她量了体温,三十九度四,吓得脸都白了。陆觉去镇上买了退烧药和退热贴,回来的时候林蝉已经躺在床上,裹着两层被子,脸色潮红,嘴唇干裂,但意识还清醒。
“张嘴。”陆觉把体温计递过去。
林蝉含住体温计,眼睛半闭着。几分钟后,陆觉取出体温计看了一眼——三十八度九,烧退了一点,但还在烧。
“吃药。”他把退烧药和温水递过去。
林蝉撑着坐起来,接过药片,塞进嘴里,喝了一大口水,咽下去的时候皱了一下眉头。她把水杯还给陆觉,重新躺下去,眼睛盯着天花板。
“陆觉。”
“嗯。”
“你哥出事那天,你在哪里?”
陆觉正在收拾床头柜上的药盒,手指停了一下。
“在国外。上学。”
“谁告诉你的?”
“我爸。他打电话给我,说陆眠出事了,让我赶紧回来。”陆觉把药盒放进抽屉里,关上抽屉,“我挂了电话之后,在宿舍里坐了很久。你知道我在想什么吗?”
“什么?”
“我在想,他是不是又去管闲事了。”陆觉的声音很平,但林蝉能听出来那种压抑了很久的东西,“他从小就这样。看到不对的事就要管,看到不公平的事就要说。我妈走的时候他抱住我说‘没事,你还有我’。我爸骂他的时候他一声不吭,但该做的事一件不少。”
他顿了顿。
“我那时候觉得他傻。后来我才知道,傻的人是我。”
林蝉没有说话。她的眼皮越来越重,意识开始模糊。退烧药的副作用上来了,困意像潮水一样涌过来,把她一点一点地淹没。
她闭上眼睛之前,最后看到的是陆觉坐在床边的椅子上,手里拿着那张从海底带回来的照片,看着上面那个年轻的男人,表情很安静,安静得像是怕吵醒什么人。
林蝉做了一个很长的梦。
梦里她回到了七年前那个夏天。不是在海边,是在陆眠的车上。他开车送她回学校,车窗摇下来一半,海风灌进来,把她的头发吹得到处都是。车载音响里放着一首她没听过的歌,旋律很轻,像是海浪的声音。
“这首歌叫什么?”她问。
“《The Sea》。”陆眠说,“一个爱尔兰乐队的歌。”
“好听。”
“嗯。”
然后两个人都没有说话。车在沿海公路上行驶,一边是山,一边是海。太阳正在落山,天空从金色变成橘色,又从橘色变成紫色。她靠在座椅上,看着窗外的海,觉得这一刻很好,好到她希望这段路永远开不到尽头。
但路还是有尽头的。
车停在她宿舍楼下。她没有立刻下车,他也没有催她。两个人就那么坐着,听着那首不知道循环了几遍的歌。
“陆眠。”她开口。
“嗯。”
“你上次说,等夏天结束了告诉我一件事。什么事?”
陆眠沉默了一会儿。车里的灯光很暗,她看不清他的表情,只能看到他的侧脸,被仪表盘的光勾勒出一个模糊的轮廓。
“等夏天结束了再说。”他说。
“为什么不能现在说?”
“因为——”他顿了顿,“说了之后,这个夏天就结束了。我想让它再长一点。”
她那时候不懂这句话的意思。现在她懂了。
他不是不想说。他是不敢说。因为他知道,说了之后,有些事情就变了。不是变坏,是变了。而他还没有准备好面对那种变化。
她等了七年的那句告白,其实在那个时候就已经说出口了。
只是她没有听懂。
林蝉醒来的时候,窗外已经黑了。
她不知道自己睡了多久,只觉得浑身酸痛,像是被人打了一顿。她摸了摸额头,烧退了,但衣服被汗浸湿了,黏在身上很不舒服。
床头柜上放着一碗凉了的粥,旁边有一张纸条。赵姐的字迹,歪歪扭扭的:“粥在锅里热着,醒了叫我。”
她撑着坐起来,端起粥碗,喝了一口。凉的,但还能喝。她一口一口地把粥喝完,把碗放回床头柜上,然后拿起手机看了一眼。
下午六点。她睡了将近四个小时。
手机上有几条消息。一条是陆觉发的:“调查组确认排污管道存在,已立案。”一条是方远发的:“谢谢。稿子反响很大,上面有人在问。”还有一条是一个陌生号码发的,没有文字,只有一张照片。
照片上是一棵石榴树。不是院子里那棵,是另一棵,更大,花开得更盛,树下站着一个人。背对着镜头,穿着蓝色衬衫,袖子卷到手肘。
林蝉盯着那张照片,手指在发抖。
她认出了那件衬衫。洗得发白的蓝色,领口有些磨损,左边袖口有一颗纽扣是后来配的,颜色不一样。
那是陆眠的衬衫。
她回拨那个陌生号码。响了三声,接通了。对方没有说话,只有呼吸声。
“你是谁?”林蝉的声音很紧。
沉默。然后是一个男人的声音,很低,很平,带着一种刻意压制的温和。
“林小姐,方总想见你。”
林蝉的手指攥紧了手机。
“方总”两个字像一根针,扎进她的太阳穴。方氏集团的方总。那个把工业废料倒进海里的人。那个逼得陆眠不得不把证据藏进画里的人。那个让陆眠在海底躺了七年的人。
“见我做什么?”
“方总说,有些误会需要当面澄清。他不想通过中间人传话。”
“没有什么误会。证据都在调查组手里。”
对方沉默了几秒,然后笑了一下。那种笑声不大,但让人后背发凉。
“林小姐,证据是死的,人是活的。方总只是想跟你聊聊。不会有任何人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