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光三十年，残冬未尽，岭南大地已在风雨中颤栗。自鸦片战争国门洞开，清廷赔款摊派、吏治崩坏，银贵钱贱席卷全国；广西地瘠民贫，土客械斗不息，水旱蝗灾连年，百姓“一锄供官二锄吏，七锄之后到自家”，饿殍遍野，民变蜂起。这是一个王朝垂暮、人心思变的时代，更是底层汉人被民族压迫与生存绝境逼至悬崖的时代。

彼时天下，最刺目、最积怨的，便是满汉矛盾。旗人与汉人的冰火两重天。清廷为牢牢掌控疆域，在全国要害城市修筑满城，专为八旗驻防所用，与汉人居住的汉城壁垒分明。满城是特权禁地，汉人不得擅入、不得与旗人杂居，是国中之国；城墙之外的汉城，才是亿万汉人劳碌求生、任人盘剥的人间炼狱。

生活在满城的旗人，生来便享有朝廷供养的铁杆庄稼，收入稳定且远超汉人平民，就连普通旗丁的合法收入，都高于堂堂七品知县。按清廷定制，旗丁俸禄由禄银、禄米两部分构成：精锐旗兵月领饷银四两，年支禄米四十八斛；即便普通马甲骑兵，月银三两、年米四十八斛。而七品知县一年法定俸银仅四十五两、禄米四十五斛，折算下来，普通旗丁的年收入已然高过父母官。旗人不事农桑、不纳赋税、不当差役，从摇篮到坟墓全由国库供养，斗鸡走狗、提笼架鸟，过着衣食无忧的寄生生活。

墙外的汉城之内，亿万汉人却是另一番地狱光景。百姓终年耕作，却要承担漕粮、丁赋、摊派赔款三重压榨，丰年尚且食不果腹，灾年只能卖儿鬻女、流离失所。汉人官员俸禄微薄、仰人鼻息；汉人百姓地位低下、动辄受辱。一城之隔，一边是不劳而获的特权阶层，一边是累死难活的被压迫者，这般赤裸裸的民族不公，早已在底层汉人心中埋下血海深仇。

当时汉人想要出头，除了经商，便只有科举做官一条路，可满人统治者，从根上就堵死了这条通道。朝廷官职按出身严格划分，分为满缺、汉缺、包衣缺，名额比例严重倾斜：重要职位、实权衙门多为满缺，专供满人担任；留给汉人可以考取、可以担任的汉缺，数量少、升迁难、多是清水衙门；就连地位低下的包衣缺，也只对满人奴仆开放，轮不到普通汉人。包衣，本就是满人的家奴，清廷内部又将奴隶划为三六九等：一等包衣佐领下人，可入仕为官；二等开户人，脱籍却仍低人一等；最底层阿哈，是纯粹奴隶，生死由人。最典型的例子便是《红楼梦》作者曹雪芹家族：曹家是正白旗包衣，也就是皇帝家奴，却世代担任江宁织造，官阶为正五品，后加衔至正三品，手握江南丝织与盐税大权，连两江总督都要礼让三分。这种满人奴隶能做高官、汉人平民难进朝堂的制度，把民族压迫写到了骨子里。

更让汉人寒心的是就连上位途径都严重不公，满人做官根本不需要科举。略通文墨，就能以笔帖式入仕，在各部院当差，步步高升；或是入宫入府担任侍卫，近身皇帝与权贵，年纪轻轻就能身居要职。汉人十年寒窗、千军万马过独木桥，满人轻轻松松就能身居官位，这等不公，早已让天下汉人积怨滔天。

此时的大清江山，早已四处起火、八方冒烟，内忧外患集中爆发于同一时期。湖北、四川、陕西一带，白莲教余部此起彼伏，屡剿不绝；陕北、甘肃、云南等地，回民起事接连不断，与官府兵戎相见；西南云贵山区，苗、瑶等少数民族起义风起云涌，反抗苛政与压迫；东南沿海海盗横行，官府水师无力清剿；北方淮北、山东一带，捻军结寨自保、拥兵自重，已成割据之势；长江以南及两广地区，天地会、三合会、小刀会遍地开花，攻城略地，其中广西天地会更是公开建国，号称大成国，与清廷分庭抗礼。屋漏偏逢连夜雨，第二次鸦片战争骤然爆发，英法联军一路北上，攻破北京，火烧圆明园，咸丰帝仓皇逃往热河避暑山庄，清廷颜面扫地，统治根基摇摇欲坠。

在广东花县，考公失败、屡试不第的塾师洪秀全(原名洪火秀或者洪仁坤，后为避讳上帝耶火华的火字，并根据“人王”合并成全，改名洪秀全，意为我乃人王)，于1843年偶读基督教布道书《劝世良言》，将书中教义与早年异梦附会，自称天父次子、耶稣之弟，受天命下凡诛妖救世。他与同乡冯云山、族弟洪仁玕等自行施洗，创立拜上帝教，尊上帝为独一真神，斥儒释道偶像为邪魔，更将满清统治、满城特权、旗人压迫尽数斥为“清妖”，把推翻满清、驱逐鞑虏、铲除不公、共享太平熔铸成核心反清纲领，精准戳中亿万汉人最痛的伤口。因撤毁村塾孔子牌位，洪、冯二人被迫离乡(两个教书匠把孔子牌位拆了也就没人敢把孩子送给他们教了)，于1844年远赴广西传教。洪秀全不久折返广东，潜心撰写《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将民族仇恨与宗教教义深度绑定；冯云山孤身深入桂平紫荆山区，以烧炭工、矿工、贫苦农民为根基，隐姓埋名三年，建立起严密的组织网络，吸纳杨秀清、萧朝贵、韦昌辉、石达开等骨干，至1848年，会众已逾三千，形成以紫荆山为核心的秘密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