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间:1988年9月7日,下午3点15分
地点:新加坡圣淘沙岛西乐索海滩
羽岛理央赤脚踩在细软的白沙上,海水漫过脚踝,带着热带阳光的温度。她举起相机,对准远处海面上缓缓行驶的白色游艇。取景框里,那艘船在湛蓝的海天之间划出一道优雅的白线。
“真漂亮……”她按下快门,然后低头检查刚拍的照片。
环球之旅的第三天,阳光一如既往地明亮。五天前,羽鸟光还身处东京成田机场的候机大厅,混在熙攘的人群中核对登机牌。五小时的航程之后,她已站在这个热带岛国的土地上,温热的风里带着海洋特有的咸味。
她的行程像钟表般精准运行。
昨天,她依照计划走访了鱼尾狮公园与滨海湾花园,在纪念品商店挑选了给家人的明信片。今天,她来到圣淘沙岛,白色沙滩与蓝得纯粹的海,一切都如旅行手册上印着的那样明信片般美好。
而明天下午,她将准时前往机场,搭乘傍晚的航班飞往印度德里——那里有泰姬陵在晨雾中等待,有古老的城墙与香料市场,有她行程表上勾选的下一站。
一切都是因为那张便利店抽中的奖券。
羽岛理央从随身小包里掏出那张已经有些折痕的“环球文化遗产之旅特等奖券”,嘴角忍不住上扬。父母最初坚决反对她独自出国,直到旅行社专员上门,出示了全套合法文件、保险单和与五星级酒店的确认函。
“羽岛小姐的运气真的很好,”那位西装笔挺的专员笑着说,“这个奖项的中奖概率是两百万分之一。”
羽岛理央一直被认为是个幸运儿。
从小到大,她似乎总被某种无形的眷顾所笼罩——每当她快步冲向站台,末班电车的车门总会在她面前多停留那么几秒;考试前夕,她恰巧复习过的章节,往往就是试卷上的重点;即便是商场里随手一抽的奖券,她也从不会空手而归。
身边的同学和朋友常打趣,称她是“被幸运女神亲吻的孩子”,然而羽岛理央自己却从不这么想。
在她看来,世界上绝大多数的“好运”,都只不过是概率的必然体现,就像抛一枚硬币足够多次,总会连续出现几次正面。
至于那些恰到好处的时机,在她看来,也自有其平常的解释。
电车在她习惯的时间点到站,是因为她本就行走在准确的时刻表上;考试时觉得题目眼熟,也不过是因为她确实踏实地掌握了大部分知识。
对她而言,世界依然运行在理性而清晰的轨道上,并没有什么玄奥难解的神秘力量。
羽岛理央把奖券小心地收好,继续沿着海滩散步。按照行程,她应该在四点前赶到岛另一侧的码头,乘坐“圣淘沙探索号”观光船环岛一周。但现在时间还早,可以慢慢走。
白色游艇“海风号”上
“距离印度海岸还有三天航程。”
穆罕默德·阿布德尔摊开海图,手指划过马六甲海峡:“但DIO的爪牙不会让我们顺利抵达。香港的袭击只是开始。”
空条承太郎靠坐在船舱的沙发上,黑色学生帽的帽檐压得很低,遮住了他大半张脸,只露出线条紧绷的下颌。
船舱随着海浪微微起伏,灯光在他深蓝色制服上投下晃动的阴影。他修长的手指间夹着一张拍立得照片,边缘已经被摩挲得有些发软。
照片上是他的母亲,荷莉·乔斯达。她躺在医院的病床上,对着镜头努力微笑,可脸色苍白得让人心头发紧。
承太郎比谁都清楚,此刻在遥远的东京,高烧正持续消耗着她的生命——那是她自身无法控制的替身能力所带来的反噬。而这一切的源头,都指向那个远在埃及的吸血鬼。
五十天。
他只剩下五十天时间,在母亲被自己的替身杀死之前,抵达埃及,终结这一切。
“承太郎,”花京院典明的声音平静地响起,“你的伤怎么样了?”
“没事。”承太郎简短地回答。他左臂上缠着的绷带依旧醒目,那是香港一战留下的印记。伤口不深,但持续传来隐约的钝痛,时刻提醒着他们此行的凶险。
“我说啊,”波鲁那雷夫从船舱另一端走来,银发在舷窗透入的阳光下流动着光泽。他试图让语调显得轻松些:“既然船都停在新加坡了,我们真的不能抽空下船一趟吗?我查过了,码头附近就有家很有名的餐厅,招牌辣椒螃蟹据说是一绝。”
“波鲁那雷夫。”阿布德尔闻言,略带无奈地叹了口气。
“我知道,我知道。”法国人立刻举起双手,做了个投降的姿势,但表情里仍带着不甘,“情况紧急,敌人可能就在附近,这些我都懂。可饭总得好好吃吧?”
他朝角落里堆着的罐头食品撇了撇嘴,“连着几天都是这些,我的味觉都要罢工了。”
乔瑟夫·乔斯达立在驾驶舱旁,手中望远镜的镜片反射着海面的粼光。年逾古稀的他身姿依旧挺拔,护目镜后的目光如鹰隼般锁定着远处蜿蜒的海岸线,仿佛能穿透距离,洞察每一处细微的异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