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是最美好的年代，那是最堕落的年代；那是智慧的岁月，那是愚昧的岁月；那是信仰坚定的时期，那是怀疑一切的时期；那是阳光明媚的季节，那是黑夜深重的季节；那是满怀希望的春天，那是令人绝望的冬天；我们拥有一切，我们一无所有；我们直奔天堂，我们直堕地狱。”

——《双城记》

民国二十七年八月，我在回国后的第二个月时，被戴老板从重庆军统六处调往新增第九战区，协助长沙方面加快速度破译日军电码。

其实原本是应跟随第九战区军部走，直接前往武汉的，但走了一半就听闻彭泽失守、湖口沦陷，武汉守军节节败退。我便由常德绕道益阳，渡湘江改去长沙，因此路上也耽误了些日子。

我到长沙的那天是个大晴天，天空万里无云。

战前的长沙城还算繁荣，街区中一路都是小贩的叫卖声，小孩子的欢笑声，还有不远处军营的操练声。若是这街道再拉窄一些，远目是山路的弯弯曲曲，倒像是我待了不到两个月的重庆，金陵城的歌舞升平全照搬到了那儿，陪都一片兴兴向荣，如果不是这身军装，有时候还真会忘了这是在战时。

长沙则比重庆更好辨认些。自六月花园口决堤后，无数的难民便只有两条路可走：朝西穿过层层封锁去延安或是前往陪都重庆；朝南沿着淮河、汉江往暂时太平一些的武汉走，但好景不长的是，他们还没走过武汉，武汉保卫战便打响了，于是这些难民又夹在无数从武汉逃难出的难民中，别无选择只能渡长江纷涌至湖南。

湖南还算太平，长沙更甚——若是忽略了那些衣衫褴褛的百姓的话。

我掏掏口袋，搜尽全身也只找出些巧克力来——这一路上我都有人护送，干粮这些实在不需要我操心，而这些巧克力则是我从重庆来时，池先生送给我的。战时补给紧缺，巧克力又全都是进口货，池先生总还把我当小姑娘看待，仅有的那么几块也全都送了我。

“古人折柳送别，但重庆没有柳树，便拿些巧克力代替吧，虽不是英国产，但总能有个念想不是。”

我身上没有带钱，就把这些巧克力全都分给了那些缩在街角的孩子们。起初他们不敢接，一些小点的孩子知道这是吃的，刚想伸手就被年纪大些的拽到后面，他们也不敢跑，盯着我的腰间一点点往后退。

我穿着军装，腰间别着的是配枪，他们怕我，我知道原因。

无法，我只得扯了一个自认为亲切和蔼的笑出来，一只手拿巧克力，一只手摊开放在空中，尽力让自己呈放松状态，一边小心翼翼地走近。

这就像是小时候我拿一些饭菜去喂家门口的小猫小狗，它们都警惕地很，人一靠近就转身跑，跑了没几步停下来，伏身低望着，想要吃的却不敢靠近一样。

这群孩子也是一样的，他们被吓坏了。

吴应堂就是在这个时候出现的，他从吉普车上下来时，我刚弯下腰把巧克力递给那些孩子们。他一直站在我身后，也没吭声，直到我感觉到不对劲，猛地回头，同时枪也指了出去。

孩子们一哄而散，但吴应堂就这样带着微笑站在我的枪口下，我愣了几秒，他侧身避过枪口，上前揉了揉我的头发，“好久不见，小安都已经这么大了啊。”

“应、应堂？”我这才反应过来，赶紧收起枪，“你怎么会在这？”

“这句话应该是我问你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