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关的脚步越走越近，橱窗上贴着的新年窗花晃得人眼晕，店里循环播放的贺岁歌，每一句都在往人的心坎里戳——想家。

算算日子，我已经快两年没回过那个小县城了。昨天母亲的电话还响在耳边，她的声音裹着浓浓的鼻音，说外公总坐在门口的石墩上，望着我离家的方向发呆，问我今年过年能不能回去。我握着手机，喉咙发紧，只能一遍遍地应着“快了快了”。每个月雷打不动给家里转的两千块钱，像一道薄薄的屏障，隔得住距离，却隔不住汹涌的思念。

思来想去，我还是找到了兰姐。她是店里待得最久的人，总像个贴心的大姐姐。我攥着衣角，把心里的纠结一股脑倒出来：现在的我，留着及肩的长发，穿着修身的毛衣能看出胸口的弧度，就连说话的语调都比从前柔和了许多，这样的我，该怎么回家？又该以怎样的面貌，去见那些看着我长大的长辈和邻居？

兰姐放下手里的熨烫机，叹了口气，伸手拍了拍我的肩。“傻孩子，这事儿哪有标准答案。”她的声音温温柔柔的，“要是你家里人观念保守，那就狠下心剪短头发，翻出从前的男装穿上，安安稳稳过个年；可要是你觉得母亲能接受，你自己也不在乎那些闲言碎语，那就大大方方女装回去，做一回真正的自己。”

兰姐的话像一颗石子，在我心里激起千层浪。

我趴在柜台上，望着窗外匆匆而过的行人，心里像被两股力量拉扯着。母亲的性格一向温和，或许她能接受我的变化，能接受她的儿子，想做个“不一样”的自己；可我又怕，怕那些邻居异样的眼光，怕他们在背后指指点点，那些闲言碎语，会像针一样扎在母亲心上，给她带来数不清的痛苦。

接下来的几天，我像丢了魂似的。整理货架时会走神，给客人推荐衣服时会说错尺码，就连晚上躺在床上，脑子里也全是回家的画面——一会儿是我穿着男装，顶着利落的短发，规规矩矩地给外公拜年；一会儿又是我穿着新买的红色连衣裙，挽着母亲的手，走在村里的小路上。

两种画面在脑海里反复切换，搅得我寝食难安。

我攥着手机里母亲发来的老家雪景照片，指尖微微发颤，终于还是下定决心——剪头发，穿男装，先把这个年安稳地过了。

推开街角那家常去的理发店门时，玻璃门上的风铃叮当作响。理发师阿哲正拿着剪刀给客人修刘海，抬头看见我，笑着扬声：“今天想怎么弄？还是老样子修修发尾？”

我咬了咬下唇，走到镜子前站定。镜中的人留着及肩的长发，发尾微微烫了点弧度，垂在肩头时，衬得侧脸线条愈发柔和。我抬手拨了拨头发，声音轻得像怕惊扰了谁：“剪短，剪到……能扎成小揪揪的长度就好。”

阿哲愣了一下，随即了然地点点头，拿起围布往我脖子上套：“怎么突然想剪短了？你这长发多好看，女人味十足。”

我扯了扯嘴角没说话，脑子里却全是邻居们指指点点的模样。围布的布料蹭着脖颈，有点痒，也有点凉。

剪刀咔嚓咔嚓的声响在耳边响起，一缕缕发丝落在地上，像断了线的风筝。我盯着镜子里的自己，看着长发一点点变短，看着那些柔软的弧度渐渐消失，心里空落落的，像被什么东西挖走了一块。

就在阿哲拿着梳子，准备给我最后修型的时候，墙上的造型海报突然撞进了我的视线里。那是一款短发造型，利落的锁骨发，发尾带着点外翻的俏皮弧度，搭配着一条米色的高领针织裙，脖颈间还系着一条细细的丝巾。海报上的模特眉眼弯弯，明明是短发，却透着一股子灵动的女人味。

阿哲顺着我的目光看过去，笑着说：“这款最近很火，好多女孩子来剪，短发也能穿出温柔感，要不要……”

他的话没说完，我却像被雷劈中了一样，僵在椅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