评审环节要开始了，我坐在参赛选手席第一排，腰板挺得笔直，双手规规矩矩地放在膝盖上——这是我模仿了无数次的姿势，和她当年在课堂上讲课的模样分毫不差。视线像黏人的藤蔓，牢牢缠在评委席最外侧的她身上，确认着这份独属于我的归属。脑海里早把接下来的场景演练了千百遍：如果她认可我的作品，我就顺势提起课堂上的过往，让她想起我们的默契；如果她敢质疑我，我就用她当年的话反驳她，戳中她藏在心底的痛点，让她再也无法回避我。我甚至预设了她被我打动后，眼神变软、主动和我说话的画面，嘴角忍不住微微上扬，心脏在胸腔里跳得欢快。

她坐在评委席最外侧，刻意把椅子往旁边挪了挪，和参赛选手席拉开距离，那点小心思简直可笑。我知道她在怕什么，怕我靠近，怕我们的过往被人发现。她肯定提前翻了我的《残垣里的光》，在笔记本上偷偷标注着所谓的“问题”——无非是“镜头过度聚焦老人落泪”“未做隐私保护”“煽情过度”这些无关痛痒的话。她深吸一口气的模样，我隔着距离都能想象到，肯定是在心里给自己做心理建设，告诉自己要“客观公正”“不掺杂私人情绪”。她以为这样就能掩饰对我的在意？以为这样就能把我推开？太天真了。她不过是想引导我“走正确的路”，怕我重蹈她的覆辙，说到底，还是在乎我的。

主持人走上台，啰里啰嗦地介绍评审规则，反复强调“纪实创作的伦理边界”“保护采访对象”，这些话我听得耳朵都快起茧了。我知道她肯定在认真听，甚至会跟着点头，她就是这样，对这些所谓的“规则”有着近乎执拗的坚守。很快，大屏幕亮起，我的《残垣里的光》开始播放。拆迁老人布满皱纹的脸占满画面，他们讲述着被子女抛弃、无家可归的痛苦过往，泪水顺着脸颊滑落，旁白的语气带着刻意的煽情——这都是我精心设计的，我要让所有人都感受到这份苦难，更要让她看到，我继承了她当年的创作初心，我是最懂她的人。

我没看屏幕，眼睛一直盯着她。当镜头切到“老人讲述子女不孝”的片段时，我看到她的眉头微微蹙了起来。心里瞬间涌上一阵狂喜：她被打动了，她认可我的创作了！我就知道，我的作品能戳中她。可我怎么会知道，她此刻心里满是恐慌，脑子里想的全是林慧的影子——她怕这些老人因为过度曝光，遭到子女的报复，怕他们像林慧一样，被镜头推向深渊。她的担忧，在我眼里，全成了“被打动”的证明。

旁边的评委们偶尔点头称赞，有人低声说：“题材选得好，有社会价值，镜头语言也有功底。”这些话像羽毛一样，轻轻搔着我的心，让我更加笃定，我的创作是符合她的理念的。我坐得更直了，甚至微微侧过身，让她能更清楚地看到我——看到我穿着她当年的风格，做着她当年坚持的事，我就是另一个她，是她生命的延续。

终于轮到她点评了。她拿起话筒，指尖微微用力，语气平静得像一潭死水，却带着不容置疑的犀利：“《残垣里的光》选题具有社会价值，镜头语言有一定功底，但在纪实创作伦理上存在明显缺陷。”

这句话像一盆冰水，兜头浇在我身上，瞬间浇灭了我心里的狂喜。脸上的笑容僵住了，周围的喧嚣仿佛瞬间消失，只剩下她的声音在耳边回荡。我死死盯着她，手指掐进掌心，钝痛感让我保持清醒。她竟然质疑我？竟然否定我的创作？

她还在继续说，每一个字都像针一样扎进我的耳朵：“片中多次近距离特写拆迁老人落泪、讲述痛苦过往的镜头，未做任何隐私保护处理；旁白刻意放大‘孤独’‘悲惨’的情绪，有过度消费苦难的嫌疑。”她的语气没有丝毫波澜，仿佛在评价一件与我无关的物品。

“纪实创作的初心是‘照亮苦难而非消费苦难’，”她的声音顿了顿，我看到她眼底闪过一丝痛苦，那丝痛苦让我心里微微一动——她想起当年的事了。“我们的镜头应该给被拍摄者带去尊重与希望，而不是将他们的痛苦当作博取关注的筹码。当年我就是因为忽略了这一点，才酿成大错。”她提到“当年”，提到“大错”，声音里带着不易察觉的颤抖。原来她还记得，还记得当年的初心，还记得我们共同的追求。她当年的“大错”，指的只是那部片子吗？

不等主持人示意，我猛地举起手，抓起面前的话筒，目光像淬了火，死死盯着她：“苏评委，我不认同您的观点！”我的声音带着压抑的委屈，还有一丝不易察觉的愤怒，“直面真实的苦难，才是对被拍摄者的尊重，回避痛苦才是真正的不负责！”我刻意加重了“直面真实”四个字，这是她当年教我的，她怎么能忘？我继续说道，一字一句，清晰又坚定：“就像您当年的《雾中回响》，不也是通过直面林慧的家暴苦难，才让更多人关注到家暴问题吗？您当年的创作初心，难道不是‘直面真实’吗？为什么现在要否定我的坚持？”

“《雾中回响》”“林慧”，这两个名字像两颗炸弹，在会场里炸开。全场瞬间鸦雀无声，连空气都仿佛凝固了。我看到她握着话筒的手猛地收紧，脸色瞬间变得惨白，像一张薄薄的纸，风一吹就会破。那些被她刻意尘封的过往，那些她拼命想忘记的记忆，被我硬生生揭开了。她的眼神里充满了恐慌、痛苦、绝望，像被人狠狠踩中了尾巴的猫，瞬间失去了所有的冷静。我心里竟然涌起一丝快感——她终于有反应了，她终于无法再掩饰对我的在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