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四点,天黑得像泼了墨。
沈清如是在一阵尖锐的哨声中醒来的。那哨音短促、尖利,像刀子划破冻僵的空气,在土坯房里反复回荡。
“起床!都起床!十分钟后操场集合!”
是赵红梅指导员的声音,带着北方人特有的、不容置疑的干脆。
房间里顿时响起窸窸窣窣的动静。有人迷迷糊糊地坐起来,有人摸索着找衣服,有人小声抱怨:“天还没亮呢……”
沈清如已经利落地穿好了衣服。深蓝色棉袄,黑色棉裤,都是最普通的样式,但洗得很干净。她从枕头边摸出袜子——两双套在一起穿,能稍微保暖些。然后是棉鞋,鞋底已经磨薄了,但她用从北京带来的旧轮胎皮剪了鞋垫垫进去,能挡些寒气。
“清如,你起得真快。”旁边铺位的女孩揉着眼睛说。她叫李秀兰,哈尔滨来的知青,昨天和沈清如说过几句话。
“习惯了。”沈清如简单回应,把被子叠成标准的豆腐块。这是兵团的要求,她前世在工厂宿舍也养成了这个习惯。
煤油灯被点亮了,昏黄的光勉强照亮房间。沈清如借着光看了一眼怀表:四点零五分。北方的春天天亮得晚,这个时间起床,意味着至少要在黑暗里活动两个小时。
她悄悄从空间里“取”出半个昨晚剩下的窝头,就着搪瓷缸里的凉水快速吃完。又“取”出一小块红糖含在嘴里——这是签到系统昨天给的,能快速补充热量。
十分钟后,所有人都跌跌撞撞地来到了屋外的空地。
天是深灰色的,星星还亮着,但东边天际线已经有一丝极淡的鱼肚白。风比昨晚更大了,卷着地上的沙土和草屑,打在脸上生疼。温度大概在零下五六度,呼出的气立刻变成白雾。
空地上已经站了几排人。男知青在左边,女知青在右边,都穿着臃肿的棉衣,缩着脖子,在寒风里发抖。
沈清如站进了女知青的队伍。她数了数,三连这次来的女知青一共二十三人,年纪都在十七八到二十出头之间。有人脸色苍白,有人不停跺脚,还有人眼圈红红的,像是刚哭过。
周延川站在男知青队伍的前排。他站得很直,棉衣扣得整齐,帽子戴得端正,在一片瑟缩的身影里显得格外挺拔。沈清如注意到,他的目光正平静地扫视着周围的环境——那些土坯房、远处的山影、更远处的荒原轮廓。
他在观察,在计算,在记忆。沈清如想。这是个永远不会让自己处于被动状态的人。
“立正!”
连长王大柱走到队伍前。他是个四十岁左右的中年汉子,个子不高,但肩膀很宽,脸上有常年风吹日晒留下的深深刻痕。他穿着洗得发白的军装,没戴帽子,头发剃得很短,能看见青色的头皮。
“我是三连连长王大柱。”他的声音粗粝,带着浓重的山东口音,“从今天起,你们就是兵团战士了!兵团战士是什么?是拿枪能打仗,拿锄头能种地的兵!咱们十八团是新建点,条件艰苦,但再苦,也得把这片荒地开出来,种上粮食!”
他停顿了一下,目光扫过每一张年轻的脸:“我知道你们很多人从城里来,没干过农活。不要紧,不会就学!但有一条——不许叫苦,不许掉队!咱们兵团不养闲人!”
“现在,全体都有——向右转!跑步走!”
队伍开始绕着空地跑步。刚开始还行,跑了两圈后,就有人喘不上气了。北方的早晨空气又冷又干,吸进肺里像刀子割。沈清如调整着呼吸节奏,前世她常年锻炼,体能基础还在,但现在的身体毕竟年轻,缺乏锻炼,跑到第四圈时也开始心跳加速。
她看了一眼周延川。他跑在男知青队伍的前面,呼吸平稳,步伐均匀,显然也有不错的体能基础。
跑完五圈,天边终于泛起了真正的亮光。灰蓝色渐渐褪去,变成一种清澈的淡青色。星星隐去了,远处的山峦轮廓清晰起来,像用炭笔在天空上勾勒出的粗重线条。
“解散!十分钟后食堂吃饭!”王大柱喊道。
人群轰然散开,大家都急着回屋加件衣服,或者喝口水。沈清如没有立刻走,她在原地活动了一下手脚,然后走到操场边的一台拖拉机旁。
那是一台东方红-75履带式拖拉机,车身沾满泥土,履带上挂着枯草和冰碴。沈清如绕着它走了一圈,仔细观察。
这是她前世再熟悉不过的机型。1966年开始批量生产,仿制苏联的DT-54,但做了不少改进。75马力,柴油发动机,最大牵引力能达到三吨。在七十年代初的中国,这是最先进的农业机械之一。
但这台车状况不太好。车身有几处明显的碰撞凹陷,履带松紧度不均匀,排气管有黑色积碳——燃烧不充分。驾驶室玻璃碎了一块,用木板钉着。
“看得这么认真?”
一个声音在旁边响起。沈清如转头,是机务队的队长,昨天吃饭时赵红梅介绍过,叫孙建国,三十多岁,脸黑得像锅底,手指粗大,关节突出,是常年和机器打交道的手。
“孙队长。”沈清如点点头,“这台车好像有些问题。”
“哦?你能看出来?”孙建国挑了挑眉,语气里有点不信,也有点好奇。
“履带太松了,左边比右边松至少两公分,跑起来会偏。排气管积碳严重,可能是喷油嘴雾化不好,或者空滤堵了。”沈清如语气平静,像在陈述一个事实,“还有,液压提升器那里有油渍,可能密封圈老化了。”
孙建国的表情变了。他蹲下身,仔细看了看履带,又站起来盯着排气管。半晌,他咂咂嘴:“行啊,小姑娘,眼力不错。这些毛病我都知道,但没零件换。团部机务股那边也缺配件,排队等着呢。”
“密封圈可以用废内胎剪了代替,临时用一阵没问题。”沈清如说,“喷油嘴可以拆下来清洗,我有办法。”
孙建国眼睛一亮:“你会修?”
“我父亲是机械工程师,我从小在厂里长大,看过很多。”沈清如用了那个准备好的说辞,“如果孙队长信得过,我可以试试。”
孙建国盯着她看了几秒,忽然笑了:“行!吃过早饭你就过来!我倒要看看,你这城里来的姑娘有多大本事!”
早饭是玉米碴子粥和咸菜疙瘩。粥很稀,能照见人影,但毕竟是热的。沈清如喝了两碗,又吃了一个窝头。她知道,接下来是重体力劳动,必须保证热量摄入。
吃饭时,她听见旁边桌的几个女知青在小声说话。
“听说今天要去刨粪坑……”一个圆脸女孩苦着脸,“我最怕那个味道了。”
“总比去山上打石头强。”另一个梳辫子的说,“我听说二连昨天有人砸伤了脚。”
“咱们还算好的,听说后勤排要去二十里外拉木头,得走一整天……”
沈清如安静地听着。这些信息都很零碎,但拼凑起来,能勾勒出这里的基本劳动状况:强度大,工种多,条件差。
她看了一眼周延川那边。他正和一个戴眼镜的男知青说话,那人手里拿着个小本子,好像在记录什么。周延川说话时语速不快,但条理清晰,偶尔会用手指在桌面上画着什么图形。
他在收集数据。沈清如几乎可以肯定。他在系统地了解这里的一切——土地面积、作物种类、劳动效率、物资消耗。这不是普通知青会做的事。
饭后,劳动任务分配下来了。女知青大部分被分去清理去年留下的粪堆——这是春耕前最重要的积肥工作。男知青则去修补田埂和水渠。
沈清如被孙建国特别点名,留在了机务队。
“沈清如同志暂时借调到机务队,帮忙检修拖拉机。”王大柱在宣布名单时说,看了沈清如一眼,“孙队长说你有技术,那就好好干,别给咱们连丢人。”
“是!”沈清如大声回答。
人群散去后,沈清如跟着孙建国来到拖拉机旁。机务队还有两个小伙子,一个叫刘铁柱,二十岁,黑瘦精干;一个叫张建军,十九岁,有点腼腆。两人看到沈清如,都露出惊讶的表情。
“这是新来的沈清如同志,会修车。”孙建国简单介绍,“铁柱,你去把工具拿来。建军,打盆热水。”
工具很简陋:几把扳手、螺丝刀、榔头、钳子,还有一个自制的拉马。热水是用来暖手的——金属工具在零下的气温里冰得刺骨,不暖一下根本握不住。
沈清如先处理液压提升器的漏油问题。她让刘铁柱把车顶起来,自己钻到车底。底盘上沾满泥土和油污,她毫不在意,用破布擦干净漏油点,仔细观察。
“密封圈老化了,橡胶都裂了。”她对孙建国说,“给我一块废内胎,要厚点的。”
张建军找来一块拖拉机内胎。沈清如用剪刀剪出合适大小的圆环,又用锉刀把边缘修平整。她没有现成的密封胶,就用签到系统给的肥皂切成细条,用热水化开,涂在内胎圈上——肥皂里的甘油成分有暂时的密封效果。
“这个能行吗?”刘铁柱怀疑地问。
“临时用可以,能撑一两个月。”沈清如说,“等有配件了再换正式的。”
装好密封圈,她开始处理喷油嘴。拆下来一看,果然,喷孔被积碳堵了一半。没有专用的清洗剂,她让张建军去食堂要了点碱面,用热水化开,把喷油嘴泡进去。
“泡十分钟,然后用细铁丝通。”她一边说,一边检查喷油泵,“柱塞副磨损有点严重,但还能用。调一下供油提前角,能改善燃烧。”
孙建国一直没说话,就在旁边看着。他看着沈清如熟练地使用工具,看着她在没有专业设备的情况下想出替代办法,看着她对这台车的每一个部件都如指掌。
这不是“看过很多”就能达到的水平。这是真正干过,而且干过很多次才能有的熟练。
但孙建国没问。在兵团待了十几年,他见过各种各样的人,知道什么时候该问,什么时候不该问。重要的是,这姑娘有真本事,而且愿意干。
喷油嘴清洗干净装回去,沈清如又调整了履带松紧度。她用一根木棍做杠杆,刘铁柱和张建军轮流抡大锤,把销轴敲紧。
“试试车。”孙建国说。
沈清如爬进驾驶室。钥匙一拧,启动电机发出沉闷的转动声。一次,两次,第三次时,柴油机轰然响起,排气管冒出一股青烟,然后逐渐变成淡淡的灰色。
她挂上一档,轻轻松开离合器。拖拉机平稳地向前移动,履带转动均匀,没有偏斜。
“成了!”刘铁柱兴奋地喊道。
孙建国脸上露出笑容:“好!好!沈清如同志,从今天起,你就是咱们机务队的临时技术员了!”
沈清如从驾驶室跳下来,拍了拍手上的土:“孙队长,这台车的气门间隙也该调了,还有转向离合器的摩擦片磨损严重,最好尽快换。”
“记下了。”孙建国掏出个小本子,认真地记上,“等有配件了,第一时间换。”
正说着,远处传来一阵喧哗。是粪堆那边出事了。
沈清如抬头看去,只见一群女知青围在一起,有人在大声喊什么。赵红梅指导员正匆匆往那边跑。
“我去看看。”沈清如对孙建国说了一声,就朝那边走去。
走近了才看清楚,是一个女知青晕倒了。她躺在地上,脸色苍白,嘴唇发紫,额头上都是冷汗。旁边的人手足无措,有人想扶她起来,有人喊着“快叫卫生员”。
沈清如挤进人群,蹲下身检查。女孩的呼吸很弱,脉搏很快,手冰凉。她身上有浓重的粪肥气味,显然是在劳动中突然晕倒的。
“她早上吃饭了吗?”沈清如问。
旁边一个女知青带着哭腔说:“小梅说她没胃口,就喝了半碗粥……”
低血糖,加上粪坑里的氨气刺激,还有可能有点缺氧。沈清如迅速判断。她伸手在女孩的人中穴上用力按了几下,又对赵红梅说:“指导员,需要糖水,热水,还有通风的地方。”
赵红梅立刻指挥:“来两个人把她抬到医务室!李秀兰,去食堂要红糖!”
沈清如帮着把女孩抬起来。女孩很轻,大概不到九十斤,身上的棉袄已经湿透了——是冷汗。她们把她抬到医务室,那是个更小的土坯房,里面只有一张床、一个药柜、一张桌子。
卫生员不在,可能去别的连队巡诊了。沈清如让女孩平躺,解开她领口的扣子,保持呼吸通畅。李秀兰端来了红糖水,沈清如用小勺一点点喂进去。
几分钟后,女孩的眼皮动了动,缓缓睁开眼。
“我……我怎么了?”她虚弱地问。
“你晕倒了。”沈清如说,“现在感觉怎么样?”
“头晕……没力气……”
“再喝点糖水。”沈清如继续喂她,“以后早上一定要吃饭,干活时如果觉得闷,就出来透透气。”
女孩点点头,眼泪顺着眼角流下来:“我想回家……”
房间里安静了一瞬。赵红梅叹了口气,拍拍她的肩:“傻孩子,这里就是你的家。兵团就是咱们的家。”
沈清如没说话。她看着女孩年轻而苍白的脸,心里涌起一股复杂的情绪。这些女孩,最大的不过二十岁,最小的才十七,离开父母,来到这荒原,干着从未干过的重活,吃着从未吃过的苦。晕倒,哭泣,想家,都是最真实的反应。
但现实不会因为眼泪而变得温柔。北大荒的春天很短,播种的窗口期就那么几天,错过了,一年的收成就完了。所以再苦再累,活也得干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