邮件来自瑞士，措辞优雅，落款是“全球文化遗产与创新基金会”（GCHI）。对方盛赞《屿见·星火》系列，并邀请“星屿文化”作为中国区唯一合作伙伴，参与其旗舰项目“活态传承”全球计划的亚洲板块。

会议室内，林薇难掩兴奋：“GCHI！这是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下设的顶级基金！如果能合作成功，我们就真正走上国际舞台了！”

投影幕布上显示着合作草案。条件优厚，资金充沛，但其中几条细则，让周屿和沈星不约而同地蹙起了眉头。

“基金会要求对项目内容拥有‘最终审定权’，”周屿指着条款，“并且，所有成果的知识产权，需与基金会‘共享’。”

秦悦补充道：“根据我的经验，这种‘共享’往往意味着对方可以在全球范围内，不受限制地使用我们的创作成果，包括进行商业开发。而‘最终审定权’，很可能导致我们想要表达的核心理念被修改，以适应西方的叙事框架。”

沈星接话，语气冷静：“这不像合作，更像是一次高级别的‘采购’。他们看中了我们挖掘中国故事的能力，却想给这些故事换上他们的包装。”

兴奋感迅速冷却。这是一个巨大的诱惑，也是一个潜在的陷阱。

“回绝吗？”杨莉问。

周屿和沈星对视一眼，看到了彼此眼中的答案。

“不，”周屿开口，“我们要谈。”

一周后，GCHI的亚洲区负责人，一位名叫安德森、带着金丝眼镜、举止彬彬有礼的新加坡人，带着他的团队来到了“星屿”的仓库工作室。

寒暄过后，安德森微笑着重申了基金会的“标准合作流程”和“成熟的国际运作模式”。

周屿待他说完，才平静地开口：“安德森先生，我们非常尊重GCHI的工作。但‘星屿’的合作，有一个不可动摇的前提——文化主体性。”

安德森的笑容不变：“周先生，我理解您对自身文化的珍视。但国际化合作需要一定的…妥协和标准化的流程，以确保效率和对全球受众的吸引力。”

“吸引力不应来自对文化深度的削足适履。”沈星接过话，她的声音温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坚定，“我们理解的‘活态传承’，不是将文化标本化，然后贴上统一的标签送往世界各地。而是要呈现它如何在当下的中国真实地活着、演变着，甚至挣扎着。这需要充分的叙事自主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