房子里一缕缥缈的冷香，不知道邓明秋当初是请了怎样的人来设计，四处的木质包边用了印尼产的黑檀木，衬着深赭红的对称花样的毛呢窗帘显得厚重冷清，楼梯和拐角处的木雕则是泛着棕褐的柚木，不开灯的时候，沉重严肃地立着，平白地叫人想起古时候的皇陵来。外头是凄冷的大雨，雨水铺天盖地地砸下来，带着万钧的力道，好像非要把地面砸出一个坑来。一楼的佣人来来去去地准备晚餐，烘干受潮的衣物和被套，小心地拉着邓明秋那些英国西装的实木衣架。

庭院和山路上的灯仅能看到发亮的白色罩子，像是上世纪西洋女人的过时礼服的珍珠滚边，稀稀拉拉的，也像是那种断了线的不值钱的珠宝项链。玻璃上的水珠因为渐大的雨势汇成一条一条的发光水幕，让邓明秋想起葡萄牙赌场里那些调制得粗制滥造的气泡酒，那些酒大多是泛着桑葚色的，偶尔也有蓝色或者红棕的晶莹但不剔透，盛在简陋的玻璃杯里，刚拿在手里上面还冒着气泡，不消半根烟就成了甜腻的香精味道的糖水。他把自己陷在椅子里，仰着头看着天花板，他有低头久了就要晕眩的老毛病，他大约是在心里盘算着贺通的一个风险对冲方案，或者是什么也没在想，他半闭着眼睛，手上夹着雪茄，慢吞吞地燃烧着。

台北的那些名流，即便是没有由头也要办个聚会的，坐下来品酒打牌，不然就是打一场高球。或者是有闲，或者是维系关系，也或者是若有若无的非要一较高下的攀比心，当然后者多是小姐太太。今年这样多雨的天气，再加上几天就要轮上一回的台风，估计全台北都不会有人有什么聚会的闲情逸致。

金融行业的萧条也不让人踏实，容业城连夜开了几场新闻发布会，表示当局愿意购买大量外汇稳定新台币价格。

“容先生，”邓明秋拿起电话，“我知道了，”他望了一眼窗外的大雨，“去坪山谈吧，立桐还在狮城……这样大的雨，飞机一定延误。”他一边说着，一边拿起搭在椅背上的外套，走出去几步发现手上的烟不是他习惯的铝管香烟，又折回来换了一盒拿在手里。

林关正关了二楼的房门，邓明秋抬手敲了敲，没人来应他，他轻声地问叶姐：“林先生在里面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