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七零年，夏末，粤东临海小渔村。

咸湿的海风裹挟着渔汛的腥气，吹拂着这个贫穷却忙碌的村落。傍晚时分，炊烟袅袅，夹杂着女人呼唤孩子回家吃饭的喊声，以及偶尔几声犬吠。江舅妈叉着腰，站在自家院门口那棵老榕树下，嗓门洪亮地吆喝着自家三个丫头回来喂猪食。她的目光扫过隔壁那间低矮破败的茅草屋时，不易察觉地撇了撇嘴。

那茅草屋里住的，是她的婆婆江外婆，以及那个“吃白食”的外甥女——江四丫。

在江舅妈的价值体系里，江四丫这个名字，就像登记在户口簿上那滴无关紧要的墨点，模糊又碍眼。若不是那个在香港做“洋行工”的小姑子江霞，每月雷打不动寄回来的那些印着外国佬头像的“外汇券”和偶尔夹带的紧俏糖果、布料，实实在在地补贴了家用，堵住了她抱怨的嘴，她是决计不肯让这个“外姓人”白白占了家里一个口粮指标的。就连“江四丫”这个名字，也是她随手按着自己亲生女儿“大丫、二丫、三丫”的排序赐下的，带着几分施舍和划清界限的意味，仿佛这样，就能掩盖住四丫身上那股子与这个家格格不入的“外来”气息。

江舅妈是村里有名的“铁娘子”，干活利索，骂起街来更是能一口气从村头骂到村尾不带重样。她骨子里的重男轻女和“扶弟魔”习性，是刻在基因里的。家里偶尔难得见点油星的菜汤，那几片薄薄的肥肉，必定是优先夹给她那宝贝儿子大宝，剩下的，若还有富余，也得紧着她隔壁村那几个兄弟——他们可是她在娘家的底气。至于女儿们？喝点汤汤水水就够了。江舅舅性子懦弱，是村里人背后笑话的“耙耳朵”。他倒也不是全无良心，只是那点微末的良知，早在妻子日复一日的数落和接连生下三个女儿后自觉在村里抬不起头的憋闷中，磨损得差不多了。他偶尔也会偷偷塞给母亲半个红薯，或是在四丫被舅妈骂得狠时，含糊地劝上两句，但也仅此而已。十年前，他那据说在香港“赚大钱”的姐姐江霞，突然在一个雨夜抱着个襁褓中的女婴狼狈跑回家，只含糊说是亲生女儿，要托付给家里照看，连口热水都没喝匀，就像身后有鬼追似的匆匆离去。那时江舅妈刚生下三丫，正有奶水，加之江霞留下的那一笔不算少的“营养费”实实在在地堵了她的嘴，这才勉强同意一起喂养两个娃娃。

此后多年，江霞陆陆续续寄钱回来，直到江舅妈终于扬眉吐气生下了儿子大宝，江四丫的存在，才因那每月如期而至的汇款，在她眼里显得略微顺眼了一丁点——但也仅此而已。那钱，是养这个“外姓人”的，可不能让她白吃白喝。

在这个压抑的家里，真正给四丫灰暗童年带来温暖与光亮的，是外婆。

江外婆是个看似佝偻瘦小，内里却蕴藏着不凡韧性与见识的农村老人。她年轻时曾在地主家伺候过一位读过洋学堂的小姐，耳濡目染间，竟也偷偷认得了几个字，听懂了少许“女子也要自立”的道理。这份经历，像一粒被深埋的种子，在她心里悄然发芽。她对家里的五个小孩子，心底里并无明显的男女偏见，尤其对远在香港难得一见的女儿江霞，以及这个父母都不在身边、像棵无根浮萍的外孙女四丫，更是存着一份难以明说的、沉甸甸的偏疼。许是血缘天性，加上四丫确实生得玉雪可爱，眉眼集中了江家人相貌上的所有优点，一双大眼睛黑葡萄似的，滴溜溜转着，透着一股与年龄不符的机灵劲儿，格外惹人怜爱。

自打四丫能摇摇晃晃走路起，她就像个小尾巴似的粘着外婆。后来，因外婆年岁渐长，体弱多病，哮喘的毛病一到换季就犯得厉害，干不了重活挣不了多少工分，便被江舅妈以“分家单过更清净”为由，强行分了出去，住进了隔壁那间废弃已久、摇摇欲坠的茅草屋。

村里明眼人都知道，这哪是分家，分明是甩包袱。江舅舅对此吭哧了半天，最终在媳妇的瞪视下选择了沉默。幸得村里的王村长多有照拂，他是位伤残退伍军人，战场上丢了一条胳膊，一条腿也落下了病根，走路微跛。但他为人刚正不阿，处事公道，在村里颇有威望。他看不过眼这孤儿寡母被如此对待，时常暗中帮衬，比如，给这婆孙俩安排些看看晒谷场、记记工分之类的轻省活计，逢年过节也会以大队的名义送点粮油，才让她们勉强在这风雨飘摇的茅草屋里立足度日。

外婆的疼爱，是具体而微的，藏在生活的缝隙里。那只她精心喂养的老母鸡“阿花”下的蛋，她总会偷偷藏起一两个，用粗糙的手帕包好，趁四下无人时，煮好来悄悄塞到四丫的小手里，看着她像只小仓鼠般小口小口珍惜地吃完，浑浊的眼睛里满是慈祥与酸楚。“我们四丫吃了聪明蛋，往后读书识字，要比谁都强。”她还会在煤油灯昏黄的光晕下，一边缝补着破旧的衣物，一边给四丫讲些从前在地主家听来的才子佳人的故事，或是小姐念过的诗词，潜移默化地告诉她，“女孩子家，也要明事理，心里有杆秤，不能任人拿捏。”

四丫的聪慧，其实早早便显露出来，像石头缝里倔强冒出的新芽。约莫四五岁那年，外婆带她去赶集，一个摆摊卖鸡蛋的老乡正为几毛几分钱的账算得满头大汗，四丫在一旁踮着脚尖看，竟能眨巴着大眼睛，脱口说出正确的数目。周围的大人都当是小孩懵懂巧合，一笑置之。唯独外婆心里咯噔一下，像是发现了宝藏。她想起女儿江霞小时候也是这般对数字敏感、聪慧。

夜深人静时，她摸着枕头下那个早已褪色的银镯子——那是早年伺候的小姐出嫁时赏的，思忖了良久。最终，她咬牙偷偷将镯子拿到镇上换了钱，不顾江舅妈的冷嘲热讽，坚持要送四丫去村小读书。她并非不疼其他孙辈，只是看得分明，自家的另外三个丫头，在儿媳日复一日的贬低和忽视下，眼神日渐木讷，而且本身就是普通人，没有特别聪明之类的；大宝因为男孩的原因，被宠得蛮横，而且有他自己的父母操心。唯有四丫，这是块璞玉啊，她不能眼睁睁看着被埋没在这穷乡僻壤。她先前给女儿起名“霞”，是希望她的人生能像朝霞一样绚烂，如今，这份期望似乎隐隐落在了这个外孙女身上。

江舅妈为此叉着腰在茅草屋门口指桑骂槐地闹过好几回：“赔钱货读什么书！认得几个字还能上天不成？白糟蹋钱！有那闲钱不如多称几斤米！”外婆却难得地强硬起来，瘦小的身躯挺得笔直，声音不大却异常清晰：“学费是我自个挣的，不劳你操心。四丫可争气了，这书不能不读！”闻讯赶来的王村长也沉着脸发话：“建国都多少年了，还搞重男轻女那一套？娃儿读书是响应国家号召，是好事！既然分了家，娃娃的前程由她外婆做主，你就别掺和了。”王村长在村里一向是说一不二的，江舅妈心里再不满，也只能啐一口，骂骂咧咧地走了，但心里对这对婆孙的怨气又添了一层。

四丫也确实争气。她知道外婆凑学费不易，为了节省开支，并且不辜负外婆的期望，她发疯似的学习，连续跳级，像一块干燥的海绵，如饥似渴地吸收着知识。她想办法弄到了一张县图书馆的借书证，那对她来说如同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每逢周末或假期，她天不亮就起床，帮外婆干完力所能及的活计后，便揣上一个冰冷的杂粮饼子，徒步往返十几里地去县城图书馆借书看书。山路崎岖，她小小的身影在晨雾或夕阳里显得格外单薄。为了省时间多看会儿书，午饭常常就是那个硬邦邦的饼子就着图书馆门口自来水龙头喝的凉水。她阅读的范围很杂，但对数字和逻辑相关的书籍尤其着迷。村里大人们闲暇时议论工分、粮票、布票价格浮动，公社里谁家卖了猪崽赚了多少钱，她总是默默地听，心里的小算盘拨得噼啪响，隐隐觉得这些数字背后，有种奇妙的、可以把握的规律，这似乎是一种能改变命运的力量。可惜，那时的环境，没有让她深入探究的土壤，这种天赋，只能暂时压抑着，如同被压抑的活火山，总一天会积蓄实力突然爆发。

外婆给她母亲起名“江霞”，体现了外婆残存的一点文墨修养和对美好的向往。但为何不给四丫也改个更雅致些的名字呢？有一次，四丫忍不住问。外婆搂着她，望着窗外沉沉的夜色，轻声叹气：“囡囡，现下这光景，枪打出头鸟，随大流才是最稳妥的护身符。父不详，母亲又在香港打工，你这身份已经够扎眼了，有个普通名字，或许能少招些是非。”四丫似懂非懂地点点头，但“扎眼”和“是非”这两个词，像刺一样扎进了她幼小的心灵。

然而，聪慧和特殊，在闭塞的乡村小镇，往往不是通往赏识的阶梯，反而容易成为众矢之的。江四丫的境遇便是如此。年龄小、身形瘦弱，加上“没爹没妈”的模糊背景和那甩开同龄人一大截的优异成绩，让她在镇中学里成了一个显眼且柔软的靶子。起初的欺凌是直白而残忍的：书包被恶意扔进积雨的泥坑，作业本被撕成碎片撒得到处都是，放学路上被几个高年级的顽劣少年堵在墙角，用夹杂着方言的污言秽语叫骂“野种”、“拖油瓶”……那些日子，四丫常常在放学后，一个人跑到学校后那片长满荒草的田埂下，把脸埋进膝盖里，无声地掉眼泪。咸涩的泪水混着泥土的气息，是她对不公世界最初的无助品尝。

但她深知，眼泪解决不了任何问题。外婆年迈多病，经不起担忧和气愤；向老师告状，或许能换来一时的安宁，但只会引来更隐蔽、更恶毒的报复。她很快明白，在这个依靠宗族、人情和潜在权力关系维系的小社会里，单打独斗的硬碰硬是最愚蠢的选择。当自身力量不足以抗衡时，必须学会借力，寻找一棵能够遮风挡雨的大树。她停止了无谓的哭泣，开始用那双过早成熟的眼睛冷静地观察校园里的“权力格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