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为听见晚舟，我才发现那几年像狗一样残喘地活着，不和任何人说话，像流浪汉一样醉倒在街上，不知道明天会在哪里醒来的我，不是因为恨着安念，只是因为我想她了。

那时我才意识到我爱她，可是再也不能听见她叫我晚舟。

没有一个人会用安念的声音叫我：

“乔晚舟…”

……

她死在我最恨她的那一年。

我们争吵，因为她家族的长辈并不把我当人看，那些人找到我们在江城的蜗居，保镖冲进来把一切都砸得稀巴烂，更不用提安念买下的我那幅毕业作品《秋蝉》——它被警棍和20多厘米长的管制刀具捅了好几下，又沾上了安念阻拦时被划伤溅出来的血。

最后被我烧了。

金黄的，血红的，璀璨的，像一座燃烧的浮岛，终于不用再背负腾空的使命，化成灰，坠落的很彻底。

老实说用油画描摹一个注定在秋日不存在的生物，很有几分像在描摹注定和这个世界格格不入的我自己。

画那副画的时候我很专心，从车间下班回到学生宿舍也先洗干净澡，尽量不让好几份工遗留的汗水弄脏我的梦想。

“大小姐！大小姐！”

最后那些人着急忙慌把伤了手臂的安念送去医院，没有人在意我的死活。

我没有去医院看安念，这让她很伤心。

再见面的时候我们只上|床，连争吵都很少。

她看出来我有我的自尊心，但这些自尊心和她逐步加码的包养费比起来微不足道，于是也不再强迫我做|爱的时候必须要叫她的名字。

我们什么话也不说，到后来做的时候我连衣服都懒得脱。通常是在我画室旁的酒店——那个时候我已经毕业一年，自己在江城开了个工作室——旁边就是江城的外滩，事业蒸蒸日上。

我说要做可以，我要在能看见江对岸新区的明珠豪生开房，她说好，都依你。

然后好几次我把她按在明珠豪生三十五楼最靠近星星的景观玻璃上，一边毫不在意地……，一边要求她给我在对岸的江昌区买昂贵的洋房。

她说好，都依你。

豪华酒店的冷气很足，她的呼吸和体温都变成玻璃窗上的雾。

我想是不是如果那个时候我再多关心她一点，一切就都不会发生了？

可惜这个世界上没有如果。

最后一次做的时候，我刚画完一副要送展的《蜂鸟》。

创造艺术是件耗尽心血和精神的事，那天我破天荒地一点也不想动，她给了我很多很多的现金，最后又把一张钻卡夹进我的长发。

我说这次换你来，我累了，不想动。

她眼神怔忪看了我很久，最后进.来的时候我以为会很痛，可是她很温柔。

她哭了。

离开酒店的时候我才知道那是最后一次。

因为她哭得很伤心，对我说她其余的卡都被冻结了，家族的生意也被二房的姐姐接管，现在她没钱了，还能再见到我吗？

她又说不做|爱，还能见到我吗？

一瞬间我想起《蜂鸟》，和它即将在北美展出的事实。我想了很多，我想杰出的艺术家一定要洁身自好，不能再任由自己因为几个钱而留下甩不掉的污点。我还有更光明的未来。

这次我没收钱，现金和钻卡都没收。

我说那就不要再见了，买多赠一，你赚了，我们两清。

我想她只是缺钱，又不是缺爱。

然后再看见她的消息，就是在江城晚报的头版头条上。

——《华新集团千金深夜坠楼，情杀？仇杀？》

那时候我刚下从纽约回江城的飞机，美国的光怪陆离和江城的朴素形成鲜明对比，我沿着航站楼走向计程车的泊客区，沿路都能听见有人在聊这个八卦。

什么千金啊，真无聊。

江城人民好无聊啊，我和这些人一点也不一样。

当一个人在江城故作高深刻意不想从众，那众就会来寻她。

上计程车后我说的是普通话，司机以为我是外码（外地人），开着车在三环线上绕远路。

我没有拆穿他，只是他聊民生的论调太市井了，我实在不想听，于是拿起了后座手摇车窗下的夹层里，那份鲜明的江城晚报，我想打发时间就行了吧——

千禧年前后，媒体生猛，放尸体的照片都不打码。

那张美丽的面容，像秋蝉一样，金黄的，血红的，璀璨的，像一座浮岛，四分五裂地坠落在地面上、燃烧。

——是安念。

我在计程车上用江城话骂出了我平生能想到的最脏的字眼。

司机觉得我是神经病，他从三环上下去了，后半程开得规规矩矩。

我说去明珠豪生。

我说快一点！去明珠豪生！

从三十五楼摔下来，有多痛，我不知道。

可是我知道安念最怕疼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