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天晚上，我起夜时看见客厅的灯还亮着。走近了才发现，哥哥坐在沙发上，双手紧紧按着小腹，眉头皱得能拧出水，额头上的冷汗顺着脸颊往下淌，连嘴唇都没了血色。

“哥！你怎么了？”我心里一紧，快步冲过去，伸手想碰他的额头，却被他躲开了。

他猛地抬头，看见我时，慌忙松开手，用袖子擦了擦额头上的汗，勉强挤出一个笑容：“没、没什么，就是有点吃坏肚子了，刚才喝了点热水，已经好多了。”他说着，还故意挺了挺腰，装作没事的样子，可我分明看见他起身时，脚步晃了一下。

“真的没事吗？要不要去医院？”我盯着他苍白的脸，心里的不安像潮水般涌上来。

“真没事，”他伸手摸了摸我的头，掌心的温度比平时低了很多，“快回去睡觉，你还在恢复期，不能熬夜。”他推着我往房间走，我能感觉到他的手臂在微微发抖。

回到房间，我躺在床上，却怎么也睡不着。哥哥刚才痛苦的样子，像一根刺扎在我心里。我想起他藏起来的药瓶，想起他在阳台打的电话，想起他每次提到“志愿者”时躲闪的眼神——一个可怕的念头突然冒出来，让我浑身发冷。

可我不敢深想，更不敢问。我怕那个答案会打破现在的平静，怕我好不容易得来的“活着”，是用哥哥的命换的。

又过了一周，哥哥突然在晚饭时提起：“齐章，我们去冰岛结婚好不好？”

我正低头扒着碗里的米饭，闻言愣了一下，抬起头看着他：“结婚？现在吗？”

“对，现在，”他放下筷子，眼睛亮晶晶地看着我，像个期待礼物的孩子，“我已经查好机票了，下周就有直飞冰岛的航班，那边这个季节能看到极光，我们去极光下面领证，好不好？”

我看着他眼底的期待，心里却犹豫了——我的身体还没完全恢复，之前联系好的语言学校下周就要开学，而且我们刚稳定下来，手里的钱也不算多。“哥，”我斟酌着开口，“不急于一时吧？我现在身体还没好透，学校也马上要开学了，等我读完这学期，我们攒点钱，再安安稳稳去冰岛结婚好不好？以后还有很多时间呢。”

我没注意到，在我说“不急于一时”的时候，哥哥眼底的光亮瞬间暗了下去，握着筷子的手也慢慢收紧，指节泛白。他沉默了几秒，才慢慢低下头，用勺子搅动着碗里的汤，声音轻得像叹息：“好啊，等你读完这学期，我们再去。”

那天的晚饭，气氛突然变得有些沉闷。哥哥没再说话，只是默默吃着碗里的饭，偶尔夹一筷子菜，却没怎么咽下去。我看着他低落的样子，心里有点愧疚，却还是没多想——我以为“以后”还有很长，却不知道，哥哥的“以后”，早就只剩下不到半个月了。

睡前，我看见哥哥在阳台打电话，声音压得很低，带着一丝我从未听过的委屈：“……他说以后再去……可我怕等不到了……”

风把他后面的话吹得断断续续，我站在房间门口，眼泪突然掉了下来。原来我一直逃避的那个答案，早就摆在了我面前——那个匿名的“志愿者”，从来都是他；我活着的每一分每一秒，都是他用自己的生命换来的。

可我还是没勇气推开门问他，我只能躲在门后，捂着嘴，任由眼泪无声地掉下来。我知道，从他签下捐献同意书的那一刻起，我们的结局就已经注定。而我能做的，只有假装不知道，陪着他走完这最后的日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