供销社的李干部听我说明来意,关于工会福利采购的想法,他先是表示了肯定,但随即给我泼了一盆现实的冷水。
“乐妍同志,有想法是好的。但是,”他话锋一转,手指敲着桌面,“给大单位做工会福利,跟你摆摊零售、甚至跟食堂供货,性质不一样。人家要走公账,要发票,要正规的生产厂家资质。你这……说到底还是个家庭小作坊,连个营业执照都没有,这肯定不行。”
“资质”! 这个词像一堵高墙,陡然立在我面前。我之前光想着东西好,却忽略了这最关键的一环。是啊,公家单位怎么可能跟一个来路不明的“个体户”做大额采购呢?
“那……李干部,这资质,该怎么弄?”我急切地问。
“得去工商所申请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还得有固定的、符合卫生要求的生产场所,产品最好能有简单的包装和标签。总之,得像个正经生意的样子。”李干部看着我有些发白的脸,语气缓和了些,“不过,政策现在是鼓励的,你东西也确实有特色,可以试试。就是这过程,对你来说可能有点复杂。”
我心里沉甸甸的。营业执照、固定场所(现在的库房肯定不够格)、包装标签……每一件事都需要钱,需要跑手续,需要面对更多未知的挑战。
从供销社出来,我又去了镇上的玻璃厂门市部和一家小小的印刷社。打听下来的结果让我倒吸一口凉气:定制一批简单的玻璃罐,比土坛子成本高出好几倍;印刷一批不干胶标签,哪怕是最简单的红字,起印量也有要求,又是一笔不小的开销。我捏了捏口袋里为数不多的钱,这些是接下来几个月的生活费和思薇的学费。
包装革命,还没开始就遇到了资金和资质的双重拦路虎。
就在我焦头烂额之际,村里的风波又起。不知王氏从哪里听说我在镇上“瞎折腾”,还要花大价钱搞什么“花里胡哨的瓶子”,立刻像抓住了天大的把柄。
我周末带思薇回村,明显感觉到气氛不对。建国蹲在门口抽烟,眉头锁成了疙瘩。见我回来,他闷闷地说:“大嫂在村里到处说,你挣点钱就烧包,在镇上胡花,还要弄什么资……资质,说那是瞎搞,肯定赔得底朝天。妈今天也问我了,话里话外都是担心。”
果然,晚饭桌上,贾老太放下筷子,开始了:“乐妍,听说你在镇上不安分,又要搞新花样?那咸菜用坛子装了几辈子,怎么到你这就得用玻璃罐了?那不是白扔钱吗?还有那什么执照,听着就悬乎,咱庄稼人老老实实种地不好吗?”
王氏在一旁添油加醋:“就是!弟妹,不是大嫂说你,这女人家太能折腾,不是福气。你看你把建国和妈愁的!”
我看着他们,心里涌起一股无力感。他们看不到未来的可能性,只看到眼前要投入的真金白银和不可预知的风险。我理解他们的担忧,但绝不认同。